最近，有关最低工资的课题又引起一轮热烈的讨论。在政策研究所配合成立30周年所举办的论坛上，向来坚持应实行最低工资的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和人力部长杨莉明针锋相对，各持己见。


杨莉明说，一些国家落实最低工资后出现两个问题，有的雇主不愿以较高成本聘请员工，导致就业率下跌；若员工迫于生计，在雇主非法开出低于最低工资的条件后仍答应工作，权益反而遭剥削。


不过，许教授指出，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推行最低工资后，并未出现杨莉明所形容的问题，香港更是帮助了“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脱贫，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 ”。杨莉明回应说，香港的情况并非全然乐观，有雇主在最低工资生效后辞退年长员工选用年轻人，年轻人也产生一种观念，认为既然工资一样，干脆选择轻松差事。


请注意，许教授用了“尊严地生活”这样的表达方式。在他看来，低收入者拿到不足以过最低水平的生活的工资，是有损尊严的。基此，或许可以进一步说，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竟然还有一群生活捉襟见肘的人，这是有损国家尊严的。国家既然有钱，就应该通过设定最低工资，让每一个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公共知识分子有这样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好的，问题是，他所说的只是“尊严”的一面。尊严应该还有另一面，就是自力更生的尊严，不做懒汉的尊严，不吃嗟来之食的尊严。所以，不一定实行了最低工资制，就会使每一个人都能感觉生活有尊严。


最低工资制的最大问题是，最低生活费也许可以计算出来，但这个社会的经济（主要是企业）却未必有承担能力。企业为了生存，自然会想方设法绕过这个制度的限制，导致各种副作用的出现。企业如果生存不了而倒闭，工人可能就完全失去收入。


因此，比较起来，新加坡实行针对性或校准性就业补贴之类的做法，是更胜一筹的。由政府出钱来资助低薪工友，一方面鼓励低收入阶层努力工作，一方面帮补他们的收入，又不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当然，先决条件是国家必须有一定的财政能力，否则就难以持续。


所谓最低工资，笼统的说，就是能保障一个人最低生活费的工资。实际操作上有各种不同模式，因地而异，计算法也不尽相同。无论如何，若要一直能保障一个人的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就必须和通胀率挂钩，也就是必须不时调整，但很多国家（尤其是穷国）其实都因财政负担不起做不到这点，于是也就引起民众的不满。


不久前，马来西亚新政府决定把每月最低工资，从原有的1000令吉调高至1050令吉，就引起工会的普遍不满，它们认为至少应该调高500令吉才够。但首相马哈迪说国家现在债台高筑，没有能力调高这么多。这个案例说明，实行最低工资制很容易，但如果国家经济出现问题，马上就会有麻烦。


为什么世界上却有那么多的国家（当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非洲的穷国）和地区（如港台），还是都实行了这个制度呢？答案也许在于这个做法被视为“政治正确”吧。每个工作者都享有最低工资，可以活得有尊严，政治上多么悦耳，只是实际情况往往不是如此。


那新加坡政府为什么坚持不实行这个做法呢？从上述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当国家经济与财政状况良好的时候，也许有余力这么做，但经济一出现问题，基本工资制马上就会失去必要的财政依靠，难以持续。要勉强维持，就得不断调高税率，但这也是有限度的。


在西方，有些人现在更进一步倡导所谓“基本收入”。北欧国家芬兰去年初就实行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实验。负责实验的部门随机选择了2000名年龄介于25岁至58岁的长期失业者（即失业超过两年者），参与这个将在明年1月到期的实验计划，由政府拨出了一笔钱，每月无条件地给每个参与者560欧元（约等于900新元），即使他们在实验期间找到工作，也可继续照拿不误。负责执行这一计划的社会安全局原本要求政府在两年到期时继续拨款，以延长实验期，但已遭到拒绝。这个实验到底能总结出什么“神奇”的结论，确实叫人怀疑。


这种让每个人每月都无条件领取一笔基本收入的想法，的确够大胆，但芬兰政府看来还是畏缩了。其实，在2016年，瑞士也曾就是否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制实行公投，结果有70%以上的人投了反对票。多数瑞士人还是比较理性和实际的。自由主义者对构筑理想社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务实者说，世上没有乌托邦。


有观察者认为，芬兰出现实行基本收入的想法，或许和它复杂的福利制度面对困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政府想知道的是，有了基本收入是否会对长期失业者重回劳动市场起积极作用？芬兰面对所谓“高福利的贫穷陷阱”问题，很多低收入者觉得与其找工作，还不如靠政府补贴过活，因为有了工作，就得交所得税，所得到的补贴也会随工作收入增加而递减。于是，很多人（有报道说人数占总劳动人口的10%）宁可不打工，而是长期靠政府救济生活，难以再回到职场。


新加坡人大概都懂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其次，即便有金山银山，如此慷慨的国家施予，迟早也会坐吃山空。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是必须设法解决的，但最低工资和基本收入看来都不是很好的“解药”。我们必须继续思考和寻觅，集思广益，找到更好的可行方案。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