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1日举行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讲话时，李显龙总理向人民喊话：政府了解你们的关切。
他也列举了行动党要确保新加坡政治不会出差错的四大“务必”：一、务必要了解人民的关切；二、务必得让人民有希望；三、务必得团结人民；以及四、务必要提供好领导。
四大务必中，了解人民的关切排在首位。换言之，能忧民之所忧，是执政党的第一要务。人民担心什么，关切什么，希望什么，政府都得感同身受，更重要的当然是能出台各种有效对策。
我们看到，政府近年来所出台的许多政策，确实都是在解除人民各种关切。比如，加快组屋建设、提升学前教育、控制医疗费、立国一代配套、技能创前程、改善低收入阶层收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流动性等等。
在处理这些重大国内事务上，新加坡政府明显具有几大相对优势。其一，是能实事求是，因时制宜，拟定针对性措施，比如，不盲目照搬别人实行最低工资的做法，改而实行渐进式薪金模式。其二，是具有坚实的财政后盾，也因此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如应付人口老龄化所需的社会开支增加。其三，是行政效率高。
能照顾民生，改善民生，向来是行动党的强项。这不是神话，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良政政绩摆在人们眼前。归纳起来，行动党能长期执政，正因它一路来都能以民为本，以国为先，而且能不断除旧纳新，招贤纳士，执政能力强，能提供有效领导，并与时俱进，一直占据政治主流，形成凝聚社会和团结人民的一股强大的向心力。
不过，近十年来，政治生态（包括外部和内部）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向心力似乎已不足以产生一如既往的粘合性。和其他国家的主流政党一样，行动党虽然仍能保持它一贯的优势和强项，但却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不管是在保持其主流地位上，还是在团结民众上，难度显然都已加大。所以，在四个务必之中，第三个也许是最难的一个。
在这方面，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身份政治兴起的观察，可以作为参考。他指出，20世纪的政治主要是由经济课题界定的左右派之分，左派要更多的平等，右派要更多的自由。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很多地方，这样的分野似乎已由身份取而代之。左派专注的不再是广泛经济平等课题，而是那些林林总总被视为边缘化的群体，如黑人、移民、妇女、西班牙语系者、同性恋群体、难民等等。右派则把自己重新包装为保护传统国民身份认同的爱国者，但这种身份认同往往露骨地和种族或宗教扯在一起。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分散的社会，对传统主流（中间）政党而言，要维持社会的团结，必须寻求新的粘合剂。要继续占据主流地位，则必须有办法确保公共空间不至于被身份政治所压缩。
身份政治割裂了整个社会，致使不同群体在许多课题上的歧见和立场难以调和与妥协，大家各走极端，政治必然撕裂。在这种情况下，中间政党左右都难以讨好，民粹或另类政党和政治人物则趁机而起，火上浇油。美国、英国、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这样的现象。
新加坡是个讲英语的开放社会，在如今的网络时代，迅速遭受欧风美雨的侵袭并不奇怪。因此，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身份政治日益抬头。甚至传统上相当一致的精英阶层似乎也出现了分化，这是过去几十年里所未见的。各种身份群体争相张扬各自的议题和立场，都要突显自己的身份特征，要求所谓“平等”的待遇。
这种社会的转变，势必使到传统上存异求同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人们已不能满足于存异，而是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差异”。不同身份群体更热衷于走向偏激，凸显差异，而非求同。由此也在不知不觉间加大排他性和缩小包容性。
这种分化的势力能在新加坡生根吗？当然能。新加坡的政治有可能出差错吗？当然有可能。这是李总理提出的两个问题及所给的答案。那么，行动党该怎么做？怎样才能保持国人的团结以及鼓励包容性政治？
纵观总理的论述，基本上是回归到存异求同的大原则。不要让差异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有歧见必须设法调和，或至少管控住差异，不要让分歧毒害大家的关系。行动党必须致力于调和不同意见和利益，加强不同群体间的互信，“使我们的社会保持一个宽广的中间地带（with a broad middle ground）”。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保持一个中庸的社会。因为，只有大家行事中庸，不偏激，能相互包容体谅，才有可能保持一个宽广的中间地带作为共同的空间。确实，在一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里，没有比中庸之道更好的相处和处事原则。然而，在身份政治方兴未艾之际，这样的谆谆告诫似乎不容易被人听进耳里。如何应对，或许是第四代政治领导将面对的最艰巨挑战之一。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20世纪的政治主要是由经济课题界定的左右派之分，左派要更多的平等，右派要更多的自由。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很多地方，这样的分野似乎已由身份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