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迪西瓦（Edward D'Silva）：清洁狮城不清洁

人们常说新加坡不是一个清洁的城市，而是一个“被清洁”的城市，这一说法似乎可以为环境与水源部去年委托进行的“公共环境清洁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所证实。

尽管在接受调查的2000人中，有94%同意新加坡是一个清洁的城市，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新加坡的清洁状况较五年前有所改善，但有高达85%的受访者将此归功于有效的清洁服务。

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目前，新加坡有4万多名本地清洁工和1万7000名外国清洁工。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受访者对地铁站、巴士转换站、共用走道等地方，以及其他有清洁工打扫的场所，有更高的清洁满意度。人们对食肆、组屋底层、电梯和电梯口，以及举办大型活动后的公共空间的清洁程度不太满意。

几十年来，廉价清洁服务轻易可得，再加上我们日益富裕，已滋生了一种依赖他人为我们干脏活的文化。习惯了家里有女佣帮我们收拾和打扫，我们于是把这种行为带到公共场所。例如，在小贩中心，很多人在吃完饭后，便将放满空盘子和碗的托盘留在桌上。

这种缺乏公德心的行为常见于庆祝活动，我们总在活动结束后看到垃圾遍地的景象。2015年国庆庆典结束后，清洁工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和滨海湾浮动舞台清理了大约12吨垃圾。2017年在滨海湾举行的跨年倒数庆祝活动出动了近300名清洁工，他们从午夜忙至早上7点才把地方清理干净。空罐子、没人要的野餐垫和广告传单，是人们丢弃的其中一些物品。至于2016年的倒数活动，300名清洁工在整个滨海湾地区就收集了惊人的30吨垃圾。

在公共厕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加坡卫浴文化协会推出了一款公厕评级应用，让公众能够找到干净的厕所，并举报肮脏的厕所。此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鼓励人们在使用厕所时，表现出对社会负责的行为。令人尴尬的是，第一世界国家如我们，肮脏厕所竟比比皆是。

很多拒绝自己清理垃圾的国人认为，这么做是为了让清洁工有工作做。他们也可能认为，新加坡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清洁工供应。

这种心态必须改变。

新加坡的本地清洁工和外籍清洁工，平均年龄分别为60岁和37岁。由于工资低，在不久的将来，愿意从事清洁工作的本地老年人将越来越少。由于许多家庭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子女也不太可能让他们的父母从事这类工作。

此外，为了顾及本地人对过度拥挤和外国人过多的感受，外国工人的供应可能会收紧。

更重要的是，像新加坡这样的第一世界国家，不可能会对公共卫生糟糕、人们不为他人着想，弄脏他们所使用的公共场所的这种文化感到自豪。我们必须劝阻这种不顾他人和不文明的行为。

从学校、制服团体、政府部门、基层组织、电影院、食肆经营者到活动主办者，公共卫生理事会一直与社会各界的伙伴合作，推行各项措施和开展公众教育活动，以重拾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的良好卫生习惯。我们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今年5月，我们举办了为期一个月，名为“保持清洁，新加坡！”（Keep Clean, Singapore!）的社区清洁活动，并将活动的主题设定为“我捡了（家里和邻里的垃圾）。你呢？”这个运动不仅仅是针对乱丢垃圾的问题，也是要应对目前出现在公厕、食肆和整个社区的坏习惯。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已开始有团体举办自己的捡垃圾活动，致力于保持新加坡的清洁。

然而，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才能为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学校和社会的一小部分，带来持久的改变。我们还需要改变家庭在这方面的心态和行为。如果家长不支持学校的计划，或不帮忙培养子女的公民意识，所有在学校教授的良好价值观和习惯都将付诸东流。

2014年，作为时任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陆圣烈所率领的代表团的一员，我到了台北。我们惊讶地发现，当地的公共场所是如此地干净。

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垃圾桶。台湾人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垃圾装进自备的袋子。我们参观的学校没有清洁工，学生们自己打扫学校。在台北时，一名台湾官员问我，台湾多年前曾向我们学习，为何新加坡现在却热衷于向台湾取经。我竭力想提供一个答案，因为我内心承认他说的有道理。

我不认为，依赖文化是日益富裕的必然结果。如果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内生产总值（GDP）高于新加坡的经济发达国家的人民，能够自己努力清理垃圾，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新加坡要怎样才能达到这些国家的标准呢？

50年前，时任总理李光耀推出了“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Keep Singapore Clean），目标是“让新加坡成为本区域最清洁、最环保的城市”。

他在1968年10月1日发起这项运动时就说明了原因：“更清洁的社区能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保持高昂的士气，降低患病率，从而为通过工业和旅游业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

教育与严惩双管齐下。乱扔垃圾会被处以高额罚款，垃圾虫还会接到劳改令（Corrective Work Order），被罚打扫公共场所。由于这项运动取得成功，新加坡成了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萝卜加大棒”（carrot-and-stick，即软硬兼施）的做法有效地在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方面，向社会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2009年，由国家环境局委托进行的关于新加坡乱丢垃圾问题的社会研究认为，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一个“糟糕的脏乱城市”转变为一个以无垃圾街道闻名的世界级城市。这个成就得归功于清洁基础设施的发展、公共清洁服务标准、执法和公众教育。从贫民窟搬到现代的政府组屋，加上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和谴责。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为预期规范奠定了正确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变得不那么严格，人们也不那么注意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这些脏活都由许多清洁工负责时更是如此。也许我们需要恢复这种“萝卜加大棒”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回到基本原则：讲求礼貌。当李光耀在1979年发起“全国礼貌运动”时，他说：“居住在新市镇的新高楼大厦，在高层办公楼和工厂工作，搭乘拥挤的巴士和电梯，如果我们都自私自利和不顾他人，我们的生活将变得难以忍受。更加礼貌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调适自己的心理，减轻郁结的沮丧情绪。”

李光耀的愿景是“打造一个新加坡人彼此体谅，互相关心对方需求的愉快社会环境”。对他人的礼貌和体谅，可以是简单的行为，例如站在电动扶梯的一边，以免阻挡其他赶路的人；给后面的人开着门；或在电梯里向内移，让其他人进来。它还包括我们清理自己的垃圾，让别人有干净的空间使用。

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清洁与礼貌息息相关。

一个彬彬有礼、为人着想的人，在食阁会归还托盘，留下一张干净的桌子给下一个人、上公厕时会冲马桶、把纸巾丢进垃圾桶、在离开公园或国庆日庆典座位时，会把垃圾装起来带走。

最近我们很少听到或谈论关于礼貌的课题。也许我们应该恢复这方面的对话。当我们对人有礼，体谅和关怀别人时，生活在像我们这样拥挤的城市里，就会变得轻松得多。

（作者是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原载10月23日《海峡时报》，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