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哈莉玛今年5月间在代表政府发表施政方针时说：“不少国家因收入差距，社会分化等问题，社会契约遭破坏，若同样的问题发生在新加坡，我国的政治将变得险峻，社会遭到分裂，国家甚至可能步入衰败。”这是第四代接班人集体起草的施政方针，维护一个公正、团结、互相扶持的社会，可视为他们在正式全面接过领导工作之后的愿景。但这个愿景跟以往政府所发表过的愿景基调有所不同，它包含了更大的危机感，其危机感来自国内外的因素。
在国内因素方面，政府自2011年大选之后，便对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现象凸显有更大和更深切的关注。国外因素当中，中国的崛起虽让我们看到更大的发展机会，但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其“一带一路”的经济策略在国际上造成一些反弹，也给全球化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变数。
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两年以来，他在国际战略和经济政策上把中国视为威胁和挑战的立场已越来越公开，就在本周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组成的专家小组，发表了题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的报告，充分地表达了美国学术界对形势的负面评估。这份研究报告的基调，给特朗普原已不断强化的对华政策，进一步提供理论和依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报告中用了不少笔墨叙述中国对新加坡试图发挥外交影响力，报告特别对新加坡给予重视，因为新加坡是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但报告也对新加坡具有一种“不在话下”的放心，因为“新加坡治理严格，对贪腐零容忍，以贿赂或公开收买政治领袖或舆论领袖几乎不可能”。
大国对国际影响力的竞争是必然的，而谁掌握更大的话语权，谁就占据更大的优势。很显然的，英语所发挥的优势在接下来很长时间都不会被华语所取代。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美中两国在国际影响力方面的竞争发展势头，似乎显示两国越来越接近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崛起挑战了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可能诉诸战争），这给新加坡外交带来的挑战之大前所未有。
第四代领袖多次重申，要缔结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新社会契约，他们更必须坚守廉洁、公正的原则，如此才有道德底气去面对国内外形势所带来的危机。
已被确认为未来副总理人选的贸工部长陈振声，本周三在《海峡时报》全球展望论坛上说，新加坡作为国际都市所承受的全球化挑战比其他社会更严峻，全球化力量导致的社会分化，不只体现在国人拥有多少资源，更是体现在有些人提升得更快，有些人走得较慢。因此，他表示，我们得缔结新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这个政治术语源自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今日民主政治的基础，常被新加坡政治领袖用来表达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共识、累积社会资源的表述，尤其是新旧领袖交替之际，社会契约就成了一个关键词，任何改革的建议都必须以此为目标。如今年5月间，乐龄健保检讨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2020年推出的终身护保（CareShield Life）计划，应让所有适龄国人受保，包括旅居国外者。旅居国外者一旦符合索偿条件，也有相关医药证明，即使没有回国治疗，也可得到政府发放的终身护保现金赔付。
这无疑是相当大胆的建议，该委员会认为，把终身护保设计为全民受保的计划，有助于强化新加坡的社会契约，也与国家包容和关怀彼此的价值观一致。它也指出，提供反馈的众多国人都认同全民受保的重要性，因此支持政府推行强制性计划。
医疗保健、扶贫济困等社会政策，已是新加坡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政治领袖的天职就是要照顾国计民生，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第四代领袖所要缔结的新的社会契约，就是已有所本，并非凭空而来。政府本来就已经掌握丰富的社会资源，今后的问题在于如何就轻重先后的原则来重新配置。但是，社会资源并非用之不尽，国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了，付出也更大。
我国领导人似乎偏好“社会契约“这个术语，区域国家和地区就几乎没有听到。如上周的台湾九合一的地方选举格局形同一场大选，国民党的韩国瑜捅破民进党20年老票仓，在高雄胜得漂亮，因他而掀起的“韩流效应”也改变了整个台湾的政治版图。选举期间各方所用的选举语言，都是很草根很直白，选举结果包含很大的“草民起义”色彩。它给民主国家的启示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弱，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选民就不跟你“续约”。今日的新加坡人则是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上评估政府，人民期望值之高，评估之严格，使得政治领袖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当政治领导人换班之际，就是政治领袖主动跟人民重新缔结新的社会契约，更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时候。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