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现象其实新加坡都有，我们有必要谋求对治之道，防止情况恶化。
先说第一点。新加坡是个成功的经济体，这给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带来了待遇优渥的就业机会，许多私人企业更不惜重金聘用人才，迫使政府也必须大幅提高公务员的薪金，以便吸引足够的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所谓人往高处，这是成功的问题。
在引进有能力的人从政方面，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做公众人物必须牺牲许多个人隐私，肩负治理国家的重任，还得面对选举的考验，面对一些苛刻选民的无理要求，以至社交媒体的肆意批评等等，就连在国会大厦停车以及到选区工作的停车费，也成了人们訾议的课题。
要从政的话，就必须经得起诸如此类的大小“磨难”，对一般专业人士来说，这又何苦呢？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还是让别人去干吧。因此，从建国总理李光耀时代开始，执政党就一直为这个问题苦恼。还好，到目前为止，历经三代交替，政府始终能延揽到足够的人才，保持高水准的执政能力。
从政是艰苦的，难怪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治都退避三舍。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有能力的人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但另一方面往往也反映了政治生态具有高度的毒性，使人视为畏途。这导致政治的庸俗化。故此，要鼓励更多能干之士从政，保持一个相对清洁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对新加坡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弹丸小岛得以发展昌盛的关键，就在良好的治理。我们经不起庸人政治的折腾。
其次，要确保能干的成功人士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能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就必须更加强调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如果说我们过去强调的唯才主义（meritocracy）已不合时宜，必须有所调整，或是必须缔结新的社会契约的话，社群主义应该就是对治之道。只有当成功领先的人能体恤和提携自己的弱势同胞，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们的社会才能避免贫富分化。
关于第二点，国家越成功，人们就会越倾向于往内看而不是往外看，这是骄傲自满的心态所致，对新加坡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我们靠的是世界市场，所以必须特别关注国际时事，了解各种力量的消长对新加坡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家越小，人民其实越应具有世界观，而不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坐井观天。
新加坡固然已有所成就，但不能作为我们松懈下来的理由，毕竟世界上饥渴而且肯拼命干的人很多。今天，全球化以及数码化科技日新月异，既冲垮了国界，也超越了各种地理的限制，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对职场和总体经济产生前所未见的颠覆。这股大潮是没有多少国家或社会有能力抗拒的，很多国家也因为猝不及防而手忙脚乱。
在美国，很多原本属于中下阶层的工作被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地方，导致中下层员工失去工作或无法加薪，民怨随之积累。美国总体上当然算是个很成功的国家，但其政党政治近年来已经跌入内斗不休的泥沼，政治经常出现失灵的状况，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个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造就了民粹总统特朗普的出现，简单地把美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别的国家。
“都是你害的！”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常常会这样推诿责任，但若作为一国之尊者也这么做，就未免幼稚可笑了。也许，这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长久以来自我感觉良好和自我麻痹的结果。若不能看到自己的缺点，碰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我检视，而是怪罪他人，找替罪羊，把一切内部问题都转化成外来问题，甚至要单方面改变国际规则。
美国的不少政治和学术精英都有这种病态的思维。这其实对美国的民主没有好处。民主制度不管有多好，总得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不断自我纠错。世上岂有百世不易的制度？美国人更应该做的，是自我检讨，自我修正，尽快抢修失灵的民主机器，而不是诿过于别的国家，或是把别人都描绘成可怕的对手，硬要用强力给打压下去。
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我们不能像大国那样为所欲为，也不能只会呼天抢地，怪全球化，怪逆全球化，或是怪数码化等科技的改变颠覆了我们的常态。反之，我们最需要的是灵活应变，加强对区域与世界大势的了解，对外界的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和警惕，正视客观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并快速地谋求对策。怨天尤人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