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奥夫拉多尔能以53%得票率当选总统，特朗普是最重要的助选员。2015年6月16日，特朗普宣布参选时称，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带来毒品、带来犯罪，本身又是强奸犯”，此其一。2016年9月26日，特朗普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将根据该协定第2205条要求重新谈判甚至退出，此其二。
特朗普就职后对墨西哥更不手软。今年4月初，特朗普连续发推文批评民主党与墨西哥政府未能阻止与日俱增的“危险非法移民潮”，矢言不再谈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此其三。今年6月1日，美国开始对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钢铝产品征高关税，三天后墨西哥表示将诉诸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此其四。尽管美墨关系龃龉，但不代表中墨关系就一定能升级。
1972年，墨西哥成为继古巴（1960年）、智利（1970年）、祕鲁（1971年）后第四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然而，因为两国产业结构类似，自1980年代起在美国市场相互竞争和排挤，墨西哥指责中国透过出口低工资生产的廉价货品冲击其出口，2001年9月13日，墨西哥成为最后一个撤销反对中国进入世贸的国家。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第143个成员国，墨西哥产品在国际市场被中国产品打得溃不成军。根据统计，2002年至2006年间，中国产品使墨西哥出口美国损失150亿美元。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指出，1995年至2011年间，墨西哥在与中国的贸易竞争中，失去50万个就业岗位，是拉丁美洲损失最惨重的国家。近来，美欧政学界认为允许中国“入世”是历史性错误，虽尚无定论，但至少表示墨西哥当年的坚持是有道理的。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影响美中拉三边关系最大的当属北美自贸协定，所以墨西哥也是中国在拉美七个全面战略伙伴中唯一不在南美的国家。2013年4月，涅托正式访问中国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双方达成加强中墨关系重要共识。同年6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题为《促进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为了推动中墨关系加快发展，必须趁热打铁、乘势而上”。然而，2014年11月，墨西哥高铁首次开放竞标，却因只有中国财团入标被指不公，高铁计划因此遭搁置。
尽管特朗普认为北美自贸协定“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但因跨境供应链如何改变企业损益分配，远比传统贸易更复杂，所以退出该协定可能带给美国的实质损害比特朗普的估算要严重。对墨西哥而言，为确保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出口国的墨西哥不愿接受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定”，宁可恢复美国向世贸成员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其关税通常远低于35%。难怪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认为：“谈判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只为了确定汽车供应链上众多生产环节所投入材料的采购来源，以及各项生产活动的工资水准。即使墨西哥和加拿大最终被迫屈服，这三个国家也会在根本问题上展开激烈争执。”但墨西哥仍于8月27日和美国达成协议。
美国与加拿大则在9月30日截止时间前终于达成协议，北美自贸协定顺利更名为美墨加协定，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名称上“自由”不见了。数十年来，全球各种贸易协议前面都冠上“自由”一词，当“自由”被拿掉，剩下的只有强买强卖。这也就难怪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及国际货币基金前首席副主任克鲁格（Anne Krueger）讥讽特朗普的“重新谈判”，就是“欺负他的弱邻直到他们同意要求”。说白了，就是要求墨西哥和加拿大签投名状。
协议中所谓的“毒丸”条款，明显针对中国。墨西哥外长于10月13日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报完成美墨加协定时强调，不会在任何方面影响墨中交往，也不会对墨中贸易、投资及政治关系产生任何限制，并谓“中国是墨西哥值得依赖的伙伴，墨方愿进一步发展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问题是，奥夫拉多尔12月1日上任后，这话还算数吗？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形容美墨加协定中的32.10条款为“毒丸”。该条款规定，协定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国可在六个月后退出，并建立它们自己的双边贸易协定。由于中国一直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其“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因此如果加拿大或墨西哥想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就要承担被美墨加协定排除在外的风险。然而，因为北美自贸协定所带来的贸易额占加、墨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至50%，却只占美国的5%，这种不平衡使得两国缺少对美谈判的筹码，所以被迫接受这一条款。
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首度表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其后曾数度重申此一立场，但2018年6月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改为“宽广的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是否包括墨西哥，不仅取决于墨西哥新任总统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勇气，更在于中国是否能提供足够的诱因，使墨西哥愿意从“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的地缘诅咒中解放出来。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教授兼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战略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