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方面的情况比较简单，除了同意把中国进口货物进一步征收关税的日期，从2019年1月1日延后60天外（如从现在算起则是90天），其余基本立场没有变化。
中国方面，立场变化调整就比较多了。譬如中国同意立即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同意把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40%的现有税率降低、减免；同意把芬太尼（一种强效麻醉镇痛药）列为“管控物资”，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依法受到中国最重处罚。
此外，中国承诺额外1.2万亿美元的对美贸易，并迅速与美方开始关于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偷窃、服务业和农业方面结构性改变的谈判。
对待贸易争端和谈判，许多人过于纠缠数额方面的得失。但具体到中美贸易关系上，考虑到1985年至2017年的32年间，中美贸易顺差总额接近5万亿美元，在此大前提下，现在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谈判，中国方面拿出的让步调整数字看起来多一点，实际并不意味着中方会遭受多大的金融损失。
相比于金钱上的消长盈亏，笔者以为中美双方在政经思想观念上的激烈较量，更值得关注探讨。我们不难注意到，关于“强迫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偷窃、服务业和农业方面结构性改变”这些内容，其中不少话题一向被中方列入事关核心利益，根本不予谈判讨论的范畴。但是现在，事情似乎正出现一些改变。
中国大文豪鲁迅曾有名言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譬如关于40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巨变的人，才能真正认识体会到，中国已别无选择，当时既有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模式难以为继。在此之前的10年文革浩劫，已近乎于把中国拖入全面崩溃，国将不国了。用鲁迅的话讲，就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不肯动弹”也不行了。
现在，同意谈判讨论敏感话题，虽并不一定会导致革新改变，但中方的姿态毕竟有所积极调整。原来有些舆论误导，说是美国要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而实际上美国是要求去除该计划中“强迫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的成分，这应该可以讨论。
历史的深刻教训是，许多变革是具备时间属性的，可能“过了这个村，就再没这个店”了。中国的晚清政治、经济和社会就经历了如此的悲剧。在对外关系交流和社会变革方面，清廷最初的态度是来者全拒，唯我独尊。但又过了10多年后，发现西方文明实力雄厚，来势凶猛，只好允许展开所谓“洋务运动”。
然而，洋务运动只能学习“器物层面”的革新，体制层面革新则是大逆不道，绝不允许搞什么“戊戌变法”。到了清朝最后10年，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君主立宪制”也被迫开放讨论了，朝廷甚至还公布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时间表，但一切都耽搁太久，为时过晚了。历史大潮，滚滚向前，清朝只能面对被淘汰出局的厄运。
中国的改革，最关键是观念和思维的变革。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秘诀，并非单纯闷声大发财，而是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胆尝试。每轮改革都率先突破思想的牢笼，才随之出现改革的发展，反之改革就停滞倒退。
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短暂休战，中方能否把握关键机遇进行改革？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