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出现领海与航空管理权的争端，在时间点上，马来西亚正面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课题大示威，以及印度庙逼迁的骚乱，这难免引起各界揣测，新马领海与航空管理权之争，是否是马国首相马哈迪想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而蓄意挑起事端？
我们当然可以这样猜测，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以马哈迪一向来的威权主义性格，他也许根本不用玩“借外困来解内忧”。取消“东铁”，哪有什么内忧在？腰斩新隆高铁（现在变成延后两年）、重提水供协约、要重启弯桥计划，哪有什么内忧要转移？即使是1987年的“茅草行动”大逮捕，也不曾借外困啊；土著金融舞弊事件、1998年金融风暴，安华被撤副首相职，还有巫统闹分裂，裂成新巫统与46精神党一连串危机，老马何曾“借外困来转移内忧”？
一句话概括，马哈迪的个性，就是我行我素，把“大马来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个性，就是“我说了算”，就是要弄得你寝食难安，才有满足感、成就感、唯我独尊感。这一点，对付政敌是如此，对付不听话的政治同盟何尝不如此？前首相纳吉、安华应该特别感受良深。
倒是觉得，这次的两国争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对马哈迪的专注上。新加坡政府的第四代领导人即将接班，更不要随着老马的“泥鳅策略”（混入鳗鱼群，激活它们）起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一年半之后继位首相的安华。
最近读麦克·瓦提裘提斯（Michael R. J. Vatikiotis）的《血路盛世》（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其中一章提到安华，可供我们参考。
瓦提裘提斯坦承，他本来对这个曾经领导“伊斯兰复兴运动”（ABIN）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以及伊斯兰教复兴者有戒心及有所保留。但安华在90年代中期的巨大转变，使得瓦提裘提斯终于重新评价安华：“90年代中期，原在德国工作的古怪工程师，后在苏哈多下台之后担任总统的哈比比，他与安华联手，为现代穆斯林推行一个全新的智慧平台。我参加了几场演讲会与研讨会，在这些场合中，将信仰导向科学与科技的想法，受到热烈讨论。安华滔滔不绝地谈论包容性与多元文化，呼吁在共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重建东南亚的和谐社会，倡导自由价值与人权的推动。”
这段话很令人惊讶吧？
随后20年，安华被控渎职与鸡奸罪，成为阶下囚。他出狱后创立了人民公正党，再犯鸡奸罪入狱；往后，再结合其他反对党与宿敌马哈迪，终于在今年“5.09”大选中，创造了“变天”的奇迹。他被元首赦罪，重返政坛。他的政治理念改变了吗？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安华吗？
比较起马哈迪，我们的第四代领导人，理智上应该更喜欢与“现代穆斯林，将信仰导向科学与科技”，并强调“包容性与多元文化，建立和谐社会”的安华有交集与互动吧？
再来对比一下，仍然强调马来人困境，牢牢拥抱“大马来主义”，倡导嫉妒文化，并且一天到晚都想“剥（狮城）猫皮”的马哈迪，在新马关系上，应该是保守主义最后的叫嚣与呐喊。我们是应该迎接“后马哈迪时代”的来临了。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