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国爆发了罕见的“黄背心”浪潮，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法国会爆发这种近乎社会革命的反政府浪潮？这当然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如在野党鼓动，某些“专业造反派”参与及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冒失”等等。不过这些都只是导因，本质性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需求，与社会经济支撑能力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精英对社会改革误解。


19世纪以来，一直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西方积极地推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然而政府方面却非常冷漠。但二次大战爆发使西方的社会精英（包括并不认同甚至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士）及政府决策层，都非常恐惧地意识到，纳粹上台与西方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着必然联系；如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新的纳粹一定还会合法地取得政权，再次挑起世界大战；而这会彻底摧毁西方民主制度。


所以二战正酣之时，美英两国首脑就在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上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其中第五条明确表示在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紧接着，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公布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计划，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二战结束后仅三年，英国就率先宣称“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西方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随之形成了当今西方世界的社会保障体系。


必须承认，这一体系的建立，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没有它，二战后西方的繁荣与世界和平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恰如早期社会主义者未预见到，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会带来许多灾难性的社会问题一样，西方社会精英也未料到，这一体系的建立会导致一个悖论性的问题：这就是即便建立最低标准（通俗地说也就是让人们饿不死但却吃不饱）西方式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消耗的资金也是社会经济体系根本不可能承受的。


另一方面，这一体系一旦建立，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政府的所谓“刚性开支”。通俗地说也就是，社会保障是不可消减、只能不断增加的，否则民众绝不会答应。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政府只能“硬撑”，也就是不顾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继续投入巨资于社会保障。


这当然就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税负过重，偏下层的中产阶层根本不能承受；二是由于资金的短缺，社会保障的标准非常之低，只能让人们饿不死而已；三是经济发展的活力被严重桎梏。二战后，除了极少数西方国家的经济有了恢复性的发展之外，绝大多数都处在增长偏低甚至严重滞缓，关键就在于此。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将西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逼进死胡同。


法国的问题更为严重。虽然法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要晚于英国，但支出却一直领跑西方，2016年竟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1.5%，而英国仅有21.49%，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更是仅为21.3%。尽管如此，现在法国无论在就业、住房、医疗保障还是养老，都处在严重的资金短缺困境之中。


另一方面，为了支撑社会保障，法国经济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田地。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去年法国的税负已经达到GDP的46.2%，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之冠，这极其严重地窒息了法国经济的发展活力。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的GDP平均年增长率是3.53%，而法国却仅为1.6%。可见，西方社会保障所造成的问题非常严重，而在法国，更是接近社会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爆发“黄背心运动”当然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不言而喻，要摆脱目前的困境，西方社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同时大幅度地减税。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只能对传统社会保障模式进行改革，打破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体系支撑能力之间的悖论。更为坦率地说，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世界，需要通过一次社会保障的革命，建立起一套崭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取代今天的这种早已过时的旧体系。


然而，虽然西方社会精英已经意识到应该对社会保障进行改革，可是他们的所谓改革，要么就是罔顾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杀鸡取卵，继续增加社会保障的投入；要么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无视贫困阶层的实际情况，大力消减社会保障。


不言而喻，这两种所谓的改革，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对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漠视和对贫困阶层权益的掠夺——其本质就是制造更为严重的新问题来取代现有的问题。这当然是根本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众对社会精英的不满日益高涨；一些所谓“右翼”“保守”的政治力量纷纷抬头；在美国更有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战胜了美国的社会精英而成为总统。


马克龙上台之后，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改革，然而这些“改革”根本不是对社会保障模式的改革，因此既无法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又难以减轻人民的税负，所以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而增加燃油税，更是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国社会大规模的抗议浪潮由此而爆发。


可见，今天法国之所以爆发“黄背心运动”，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体系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社会精英对改革没有正确认识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言的是，即使马克龙能侥幸躲过“黄背心运动”给他带来的政治危机，下一任的法国总统也极有可能是一个法国“特朗普”。就算出现了法国“特朗普”，法国社会改革也根本不会成功，除非西方的社会精英能够发起一次社会保障的革命，建立起崭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


（作者是中国旅澳学者，原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