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场制度改革能够持续数十年。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于一场刚刚结束40周年庆贺的制度改革，逻辑上仍然可以得出两种合理的推论：第一，这一改革的寿命值得重新检验；第二，对这一改革的实质值得重新评估。
自民国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即热衷于对宏大历史的建构，本次也不例外。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是一场盛大的狂欢，向中国民众与国际社会声明：今日之中国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一脉相承，今日之中共与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同样优秀。
改革开放政策的出现，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转向实用主义的结果。70年代末的中国，政治乌托邦破灭，经济与社会濒临崩溃，需要重振执政党的合法性。“改革开放”应运而生，放弃了“政治挂帅”“闭关锁国”的策略，开始了政治权力下放与参与国际合作的进程。政治改革很快在80年代末停滞，经济改革则在邓小平的干预下继续进行。尽管宣称“深化改革开放”一直是各届政府树立合法性的核心举措，但这一叙事已经不能完全覆盖最初的顶层设计了。
这一改革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当然极为深远，它在诸多层面塑造了当代中国。它变革了中国官员群体的结构，“技术性官僚”与“唯GDP论”取代了小心翼翼的意识形态教化者。它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包容开放的姿态与宣称改革的承诺，带来了西方国家的“接触”政策，让中国被逐步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现有国际制度中的获益者。中国民众的政治观念开始淡漠，热衷于物质财富与精神追求，开启了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说的“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进程。
尽管其晚年的决策失误，中国的官方、学者与民众依然将邓小平放置于当代史中的极高地位，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毛泽东。除了念念不忘“文革”狂欢的少数极左人士，以及日渐不满于过度的新自由主义进程带来社会公正分配问题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在中国的主流认知中极少与负面词汇挂钩。这与中国政府对这场改革的叙事框架是密切相关的。
官方媒体将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典比喻为“幸福长街40号”。12月18日，《人民日报》的新浪微博账号发布了一张长幅漫画，介绍了中国近40年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引入外资企业、北京奥运会、航天成就、高铁建设与“双十一”等等，在当天获得了超过7万次转发。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层面上的影响仍然是八九十年代的改革红利；而对近年成就的选择则转向了低政治领域。
这暗示着，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场匀速的直线运动。当前这种专注发展经济与科技的政治模式，也与那个持续数年的、热衷于在政治与经济上并行革新的改革年代存在差异。将具有明显差异的两个时间段融合起来，既扩大了“改革开放”的概念域，也部分消解了八九十年代制度改革的锐意。中国在国际中的竞争者们也发现了这一断裂。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份引起巨大震荡的讲话中即称，“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
如果给定它40周年的寿命，事实上我们很难赋予“改革开放”足够客观的精确定义。被冠名以“改革开放”的中国政治模式是区别于毛的时代而出现的，前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惊人的积极影响，但其存在的负面色彩则很少被提及。正如丘吉尔对“民主”的界定，我们或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对中国民众是最不坏的制度。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与治理难度，实际上“改革开放”很可能是中国曾有过的最理想的治理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这场改革以及对于这场改革的纪念，旨在继续动员民众对合法性的追随，以及向渐趋紧张的对外关系释放友善的信号。前者依然是极为成功的官方叙事，后者的成效则尚待检验。
（作者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