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永康：狮城演义与殖民史实

新加坡人应怎么把一套客观持平的国家“信史”，交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才是当前的挑战。怎样不让缺乏论据的史观窒息确凿史实的宣述，这是第四代领导任重道远的使命。

新加坡历史从哪里发轫，是莱佛士1819年1月29日登陆带来的“开埠”，还是700年以来就已是马来水域集散港的论述？从“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委员会”的名称来看，这项活动纪念的显然是前者。但据悉在许多替代（alternate）史观的质疑之下，委员会决定不让英国人独尊。于是在莱佛士像之外，出现了四座“各族先贤”的塑像。新加坡河畔，一时颇有“群贤毕至，畅叙幽怀”之概。

当局举办纪念庆典的能力，我们一点也不必质疑。但随着新加坡逐渐演化的民主进程，“替代”史观的出现是有增无减的。新加坡人应怎么把一套客观持平的国家“信史”，交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才是当前的挑战。怎样不让缺乏论据的史观窒息确凿史实的宣述，这是第四代领导任重道远的使命。

最近得文友前辈陈妙华贻赠一本由她与温昌合译的马来长篇小说《悲君统治》（Duka Tuan Bertakhta）。原作者伊沙卡马里直言，这是“对新加坡官方历史提供的另一替代书写”。作者曾获新加坡文化奖及东南亚文学奖，已出版过九部长篇小说。中译本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2018年8月），书前有文化奖得奖人林高的导读：《再建记忆，击鼓而歌》。

不知伊沙有没有读过Cerita Sam Kok（编按：《三国演义》马来文译本），据本人浅见，本书的写法，是以1819年前后在狮城发生的历史“碎片”（林高语），营造成一部演义——有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那样。也如《三国》，书中除了虚构的三个马来小孩和若干庶民，主要人物都来自历史，并根据小说作者本身的观点加以塑造和描绘。

针对史丹福·莱佛士，这个在殖民正史中被称誉的人物，书中以“权奸”曹操的形象出现。他诱拐在柔佛失势的马来贵族胡先，来新加坡接受天猛公阿都拉曼的扶持，登基为新加坡苏丹（原书名中的Bertakhta，便有“被登基”的隐讽）。在甘榜格南王宫，苏丹胡先被圈养为瘫软痴肥的昏君，而莱佛士更以鸦片弄得他懵懵懂懂，并与之签约，逐步把新加坡岛的治权抓到手中。（莱佛士还有一个比较次要的“罪行”，就是引进了华人，让新加坡产生了私会党问题。）

这么一来，苏丹胡先，就显然是个无力回天的末代君主汉献帝了。但有别于罗贯中对正统汉帝的同情，伊沙卡马里对于他眼中的末路王室，是鄙视的，用屎尿屁、苍蝇、乌龟这些元素去丑化他。林高读完此书，也有“倘若马来王室以国土以人民为重，新加坡的开埠历史将何以收场？”之叹。

书中并没有一个正统王室刘皇叔的角色，但从槟榔屿来到新加坡的宗教师哈比诺，则诚然被塑造为马来族的至高精神领袖。他同时具有诸葛孔明呼风唤雨、预知未来的神力。书中以哈比诺的各项“神迹”，对比莱佛士遇上的种种“霉头”（甚至包括儿女夭折与他本身45岁便英年早逝的事实），说明前者是以“正直斗争”，对付“狡猾的英国人”，所以得到神助。

难怪林高提醒，“哈比诺的存在是象征意义的……带出的问题却有待商榷：宗教与史观交集并茂，在艺术创作上可能走上的歧路而迷茫不归。”

民主的新加坡应有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一点不错。但我们如何从文学书写中，读出历史？英国报业史上，司各脱（C. P. Scott）的名言“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金庸译为：事实不容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给我们指出方向。

面对上述的“狮城演义”，我们是否能以一部陈寿《三国志》那样的“狮城志”，来核实历史？据鄙人所知，的确有那么一本书：特罗基（Carl A. Trocki）所著《海盗王子：天猛公与柔佛及新加坡的发展，1784年至1885年》（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eng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 and Singapore, 1784-1885）。英文原著于2007年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出版；10年后，即2017年12月，中译本成为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丛书，译者为报界前辈张清江。

可贵之处，在于这并非一本官方的英国殖民历史论著。相反，学者特罗基指出，本书的独特，在于它（不幸）至今仍然是少数研究柔佛档案而取得成果的作品之一。自1979年以来，作者通过这些马来西亚政府很不愿意让外国学者研究的资料，眼界大开。

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出与莱佛士“开埠”有关的重要课题。特罗基说，莱佛士宣称，他登陆时的新加坡只是个马来渔村，确有自抬身价之嫌。这影响了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人纪录——忽视了华人的存在，也无视莱佛士登陆之前，柔佛统治者已在积极管理土邦事务，同时愿意跟进入土邦的拓殖民直接细心地打交道，遴选“港主”。今天的杨厝港、林厝港和蔡厝港等地名，便显示19世纪初，新加坡也有“港主”的存在。

特罗基指出，华人劳工移居海外的现象，始于18世纪初。他们粉碎了一种陈腔滥调，就是“殖民主义者把华人引到东南亚来”。华人不光在（清朝）中国资金的协助下，乘搭中国帆船，自愿到海外，为中国的经济作出贡献，他们也在本土统治者——包括暹罗、廖内的副王，浡淋邦（即巨港）和坤甸的苏丹，及柔佛天猛公的请求下，过番到南洋。

在柔佛档案馆的文件中，每一份港契都毫不隐讳地给予港主“承包各种税收的权利”，其中包括贩卖鸦片、酒类、猪肉和开设妓院及赌馆的专利权。特罗基的研究也指出，鸦片承包制度，是东南亚西方殖民地最重要的财政体制。同时，华人的“公司”有一定的组织，鸦片制度承包人也控制着本来是为了自我管制而成立的自治团体——私会党。

当然，历任英国殖民地总督也并非无所作为。特罗基指出，只是在殖民者主流论述中，莱佛士和哥罗福的贡献被夸大了。1837年至1843年的新加坡总督蒙咸爵士（他在《悲君》小说中的出现只为了执行莱佛士的秘密任务——炸掉新加坡河口的碑石），便平息了为患多年的海盗活动，同时积极与列位天猛公磋商合作。

话说回来，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莱佛士对新加坡战略位置的“发现”，也并非小事一桩。因为背后的场景，是主导世界经济第一次全球化，冉冉升起的大英帝国。新加坡若光由马六甲王子或廖内土邦掌控，或许仍会是马来水域内一个繁荣的集散港和拓殖地，但显然不会成为直布罗陀另一端的世界航运枢纽。

国际金融中心，你以为等久就有？

（作者是退休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