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严重的流感正在西方民主国家传染，美国、法国、瑞典、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等，以至现代民主之母英国都无法幸免。这种导致民主政治一个接一个失灵的流感，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民主流感吧。
今天，我们单表英国。最近，国会以432票对202票的绝大多数，否决了特雷莎·梅政府花了两年时间与欧盟谈成的脱欧协议。英国政治陷入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一方面是英国人在脱欧问题上民意撕裂，另一方面是各政党都拿不出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吊诡的是，在国会遭遇惨败的首相，却又在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中过关。
一个弱势的政府（保守党必须靠一个爱尔兰民主联盟党支持，才凑足执政所需的简单多数），加上一个弱势首相，形成混乱的政局，英国人似乎已经茫然无所适从。向来被誉为模范的稳定两党制顿失光彩，英国民主现在像是患上严重感冒的病人，四肢乏力，头昏眼花，六神无主。这一切都充分反映在英国各政党在脱欧课题上陷入莫衷一是，四分五裂的局面。
脱欧课题演变成今天这个局面，罪魁祸首应该是前任首相卡梅伦。卡梅伦为了摆平党内脱欧还是留欧的争论，决定举行全民公投，事前信心满满，以为留欧的人一定会占多数。结果却出乎意料，52%的投票者赞成脱欧，卡梅伦被迫辞职，足见公投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和歧见。讽刺的是，接任首相的特雷莎·梅本是留欧派，却必须在上任后执行52%选民的脱欧决定。
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她决定来一次闪电大选，以为会得到多数选民支持，却阴沟里翻船，执政的保守党失掉更多的国会议席，首相的权威也因此受损，形成她的弱势地位。弱势政府加上弱势首相，自然难以掌控大局，就连本身的议员也没有共识。这次国会表决脱欧协议，就有100多位保守党议员倒戈，投下了反对票。
反对党投反对票为难政府并不稀奇，大批执政党议员也造反，则说明执政党内部矛盾重重，没有共识。很多极端保守党议员认为脱欧协议给欧盟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不接受她几经周折才谈出来的折衷方案。正是祸起萧墙，怎能不乱。
有人就批评，这些脑袋发胀的保守党人，还以为他们是活在当年的大英帝国，可以对欧盟予取予求，实在太讽刺了。现在，英国政府和国会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从脱欧的泥沼中翻身。大家乱成一团，实在很伤国誉。
卡梅伦决定举行公投，特雷莎·梅决定闪电大选，都是出于想要巩固个人地位的算计，但都错估了民意。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可以说他们都是缺乏魄力的领导人。这正如《红楼梦》所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更可悲的是，作为民主的摇篮，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光环将从此暗淡消沉。英国人的国会在政治上可说是一大创新，国会取代了国王，实现了民主，由此逐渐演变成两党制，成了全世界民主的楷模。美国的民主固然是从威斯敏斯特演变而来，众多二战后相继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更是萧规曹随，几乎都沿袭了威斯敏斯特模式，新加坡也不例外。
但曾几何时，欧美民主制度辉煌不再，即使不是日薄西山，也是百病缠身。诸如难民移民问题、民粹主义问题、极右翼问题、经济问题、旋转门似的政府轮替问题、民众示威破坏问题等，在在凸显民主制度似乎已和时代脱节，无法有效处理全球化和社会分化等新趋势所带来的问题，就像前面说的，都感染了一种新的流感。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僵局现在大家已耳熟能详，殊不知连瑞典这样的模范国家，现在也走上了没落之路，去年9月大选过后，竟然拖了四个月还无法组成新政府。
英国议会民主失灵当然不是突然间发生的，而是日积月累，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英国民主的病根何在？观察家的看法见仁见智。有一种看法相当别致，认为英国政治今天的困局，在于它不知不觉地把遴选政治领袖的工作，交给了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系。（参见12月23日《海峡时报》刊登的文章Wondering why British politics is in such a mess? Oxford offers a clue，作者John Authers曾任职伦敦《金融时报》20多年，现为彭博社市场编辑。）
换句话说，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政治领袖都是出身自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学系。这个称为“哲学、政治及经济”的学系，学科范围广泛，要在四年里学那么多东西是不可能的，而教授们竟然是每一两周只授课一小时，所以毕业生大多泛而不精，考试时更多的是靠大胆吹牛过关。
进入这个学系的战后世代，几乎都是养尊处优的一群，他们志在从政，好高骛远，平时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搞人事关系。毕业后，靠着名校的光环进入政界、报界、商界或工会等，平步青云。这就是说，毕业生也许都很懂得搞你争我斗的人际关系（学会玩政治把戏），能说会道，其实是缺乏实学，对于哲学、政治和经济这些经国济民之学，虽有所知，但仅限皮毛，更糟的是和民众脱节。
几年前，曾经担任工党政府内阁部长的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也曾在《海峡时报》撰文谈英国政治。他指出，工党选出了党魁科尔宾并不是意外，而是反映了欧洲现在的一个大趋势：选民越来越唾弃主流政党而倾向于极左或极右。他还说，欧洲出现这种极端政治浪潮，很值得新加坡和其邻国思考。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气候也是如此。真正原因何在？关键还在于主流政党没法解决上述各种问题，也就是缺乏应有的执政能力。而缺乏执政能力的原因，则在于它们无法推出真正具有治国能力的政治领袖和治国团队。这或许就是民主政治今天的病根，也是许多国家的主流政党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中国唐代的著名医师（被誉为药王）孙思邈说：上医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治国需要上医，也就是最有治病能力的医生。普通医生能治人病，国家生病就需要有治国能力的“医生”才行。今天许多民主国家的乱象，根源都在于国家病了却找不到治国的上医，到处是下医甚至庸医当政，政治怎能不乱？事实说明，英国式（也包括美国式）的两党制已经病态毕露，无法确保有实力的治国团队的产生。对迷信两党政治的人，这该是一个很好的警惕。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