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公主乌汶叻2月8日宣布成为泰爱国党的首相人选，泰王哇集拉隆功几个小时后发出敕令，指乌汶叻参政“极为不妥”，且违反传统及不符合宪法精神。泰王的声明一方面断绝了乌汶叻寻求拜相之路，也打乱了前首相达信欲通过王室成员掌握政权，以重返泰国的算盘，另一方面形同扶了军方及曼谷传统精英分子一把。
多年来，泰国王室凌驾政治，立场保持中立。哇集拉隆功在声明中说：“把高级王室成员牵扯上政治，不论是何种方式，都违背王室悠久的传统与国家文化，是一种极为不妥的行为”。泰国方面有解读认为，泰王的敕令旨在“提醒”和“重申”王室成员的传统义务及宪法责任，避免王室成员尤其是直属王亲被任何一派力量所利用，而非“指示”“谴责”或“责怪”任何人或政党。
不能否认的是，这番话也使得王室公开地介入了政治。任何针对政治局势发展作出的评论，都是对政治的公开和直接介入，因为这将左右政治局势的发展和变化。王室发出敕令后的变化足以证明这一点。
乌汶叻宣布要角逐首相后，即刻令亲达信的泰爱国党备受看好，因为这代表红色力量与黄色力量的结合，是许多农村选民所乐见、保皇派选民所难以拒绝的选择。这也让寻求连任的首相巴育、军方、精英分子和其他黄色力量极为头痛。
泰王发布敕令后，这一局势随即改变。泰国选举委员会已在11日宣布否决乌汶叻的参选资格。泰爱国党也因而陷入困境，面对可能被迫退出大选或寻求泰王宽恕以继续参选的抉择。无论作何选择，该党已断送政治前途。选委会认定该党此举是恶意攻击君主立宪制，违反了政党法令，13日已正式要求宪法法院解散该党。
泰爱国党原本与同样亲达信的为泰党合作，以期拿下至少250席，在议会中形成较强大的反对力量。这股亲达信的红色力量未出师就被击溃，尽管可以归咎于竞选策略上的过于激进，但王室对政治的公开和直接介入，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而获利的一方是黄色力量或军方及精英分子。
一般来说，在政治进程中出现有违选举法或宪法的情况，多交由选举委员会、法庭或宪法法庭来裁决，这是三权独立、互为监督平衡的实践。鉴于泰国王室的超然地位，选委会或宪法法庭不太可能作出违反王室意志的裁决。
王室左右政治发展，不符合一般所认知的君主立宪制精神。君主立宪制度保留君主王室，通过订立宪法，规范人民和君主的权力，实现共和主义的理想。一般而言，宪法规定人民通过选举决定议会立法权，掌握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政府掌管行政权，司法独立于行政和立法，国王是没有实权、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不过，每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实践，皆有程度上的不同，例如君主拥有不同程度的特权，有的特权不须国会同意，有的须由首相建议才能行使；有的君主可以给行政首脑提建议，间接影响政府。对于泰国的君主立宪制，有观点认为泰国还处在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上，或者是一个君主、军队和精英分子共同掌权的混合体制，因为泰王保留了很多权力，包括对三权首脑委任及法案的否决权。
泰国现行的却克里王朝创立于1782年，1851年传至拉玛四世蒙固时，他拥护西方文明，推行一系列改革，让泰国走上现代化之路。现代化让泰国得以在西方殖民潮中免于被列强奴役，也培养出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跨领域知识分子，尤其是军队和公务员。1932年，当时的民主潮流和国内现代化氛围，促使一批军人和精英分子发动不流血政变，泰国结束君主专制，进入君主立宪制。尽管如此，王室依然影响政治发展。
泰国的精英分子主要集中在曼谷一带，是政治的主要和传统参与者，其他平民和农民对政治缺乏参与感，所以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精英分子、军方和王室手里。在政治杠杆上，精英分子和军方一直处于动态平衡，在过去几十年里，王室扮演重要的支点角色。事实上，已故泰王蒲眉蓬在位数十年，对政治的影响相对较大，尤其是1950年代至1990年代初，曾多次影响军人政府的变更。
2001年达信拜相，打破了政坛由传统力量控制的局面。在达信之前，相位多数在将领和公务员之间流转。不过，达信涉及贪腐，以及被认为分裂传统力量，反达信政府的“黄衫军”于2005年走上街头。达信在2006年接受蒲眉蓬的建议后辞职，担任看守首相，几个月后被军队发动政变推翻。达信任内激起非传统精英分子和农民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在他流亡海外后形成“红衫军”对抗传统力量，造成了后来的泰国社会分裂。
自1932年以来，泰国军方一直有政变的“习惯”，这与军方以保护王室和传统力量为己任有关。表面上，蒲眉蓬不公开支持任何政变行动，也不表态支持任何力量，但私底下他会给相关领袖提建议，也愿意聆听平民的声音。这么做可以保持王室凌驾政治的形象，在社会濒临分裂时起到维持安定与和谐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君主立宪制的精神。
哇集拉隆功通过发布敕令来“提醒”其胞姐王室成员的义务和责任，不论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都是对政治的较公开介入，也形同对两股力量的表态。可以预见，日后王室可能或被动或主动地介入更多。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