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近发生了一连串令人扼腕的意外事故和疏失状况，包括国民服役人员在军训中丧命、新保集团遭网袭、数起停电事故以及信件遭丢弃等，由此引发《联合早报》2月1日的社论《纠正过失恢复公众信心》，以及人们对创业与守业课题的关注。
财政部长及第四代领导人公推的首领王瑞杰对此做出了回应。他说：“《联合早报》在社论中引用了一句老话：创业难，守业更难。我和我的同僚坚信：守业再怎么难还是得守好，非但如此，更要精益求精，越做越好。”这是第四代领导班子对国人所做的庄严的政治宣示。
中国历史上有关创业和守业的一次著名讨论，可见于《贞观政要》这本书的记载。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唐太宗和他两位股肱之臣讨论的，是帝王之业，是他打天下以及得天下的两种情况。打天下是创业，得了天下后就必须设法保住江山，是谓守成。这是同朝天子和臣子之间的讨论，和我们所关注的政治领导层代际交替有所差别，但也有相通之处。
从这番讨论，可见创业之难和守成之难有本质上的不同，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问题性质不同，争论哪个更难，实难以得出什么具体结论，毕竟如唐太宗所言，创业阶段已成历史，面对当前的挑战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记得先辈创业的艰辛和披荆斩棘的精神，可以鼓舞和鞭策我们继续勇往直前。
那么，守成之难难在何处？魏征认为最要害的是统治者变得“志趣骄逸”，也就是骄傲和懈怠，同时又脱离了群众，不能体恤民间疾苦，甚至横征暴敛，以至民不聊生。对此，唐太宗是赞同的，因此敦促群臣要大家谨慎共勉。
成功容易使人变得骄逸，长期的稳定同样也容易产生骄逸心态。所以，古人早就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使人警惕，安乐使人松懈。这当中涉及人性的问题，可以说举世皆准。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希望借此保持人们的革命热忱，结果酿成大祸。但我由此可见一支革命的队伍在得天下后，也会变得松懈骄逸。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得，问题是如何能避免？唐太宗说“当思与公等慎之”，要大家小心提防，但在这次君臣对话中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办法。现在我们知道，一些制度上的设计很重要，比方，要防止贪腐，就需要强有力的反贪机制。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又问魏征：“守天下难易？”魏征对曰：“甚难”。太宗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何谓为难？”征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这回，魏征点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要守住天下，当政者必须安而能惧，并须能任贤受谏，就是要能任用贤才治国，又能听得进逆耳忠言，而不是一味想听好话，骄傲自负。魏征本身就是个敢讲真话的谏官。对我们来说这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新加坡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繁荣稳定，整体社会陷入骄逸状态的危险是存在的，需要我们特别警惕。
实践说明，新加坡招揽和遴选政治人才的机制是有效的。我们的部长和议员都有访民情的做法，这是“安而能惧”，如果都能做到实处，就可以避免松懈以及与群众脱节。现代没有谏官，但有舆论监督，我们也有民情联系组和基层组织网络，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对现代国家而言，守成之难其实更多，因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瞬息万变，任何国家如果无法灵活应变，很容易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吃亏或落败。英国史学家汤恩比提出了挑战与回应的理论，道出守成困难的另一面。一个文明也好，一个国家也罢，都必须面对不断的挑战，而盛衰成败的关键，就在是否能有效地应对诸多的挑战。
由此可见，守成不能单靠维持现状。所谓不进则退，停滞不前其实就是在退步，现状其实是不可维持的，因为客观环境变动不居，一切无常，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的情况都是如此。所以，要能守成，其实还得能不断创新（包括制度上的创新），以因应各种新的挑战。国家发展是动态的，守成也必须是动态的。比如，建国之初，人口非常年轻，如今则是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社会政策绝不可能一成不变。
守成是高难度的工作，要守得好已不容易，更要精益求精，越做越好，那难度肯定是更高的。王瑞杰向国人的宣示，不只要能守成，也要发扬光大，是一个准备好全面接班的政治领导团队的信心喊话和自我期许。这当然也是国人所期待的。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