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28岁的澳大利亚男子塔兰特本月15日在新西兰基督城用犀利枪械血洗两所回教堂，夺走数十条无辜性命，举世震惊之余，应该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这个惨案叫世人谴责，但这对西方民主国家也是一个价值观和理智的考验。恐袭案凶手把枪杀过程的视频直播上网，这所将引起的恶果是多方面的。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利用枪击案视频在竞选会上捞取选票（已遭新西兰政府的抗议），他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人。基督城的恐袭案将在回教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回教社群引起长久的震撼，回教徒本身也是回教极端主义的受害者，但这次的事件可能激发更多回教徒的自我激进化，他们高涨的复仇意识，值得各国警惕。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各国领导人向科技公司施压，要他们采取行动对付互联网上“不受管制”的极端主义内容，他也要求今年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把这个课题列入议程。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也呼吁全世界集体抗议社交平台没有能力或决心阻止危险信息的散播，面簿、谷歌和推特等平台成为众矢之的。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也将传召美国科技媒体高层，要他们解释为何没有屏蔽有关的恐袭视频。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计划在下个月初，在国会阐述政府对仇恨言论以及种族宗教的立场。“回教恐惧症“过去几年来深受新加坡政治领导层的关注，他们深恐这种“恐惧症”会导致其他种族和信仰者对回教徒的排斥和歧视。新西兰基督城的恐袭案强有力地证明了，“回教恐惧症”加剧了其他极端主义者的偏激心态。今天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有着新的时代背景，这跟美国上世纪50、60年代白人至上主义的猖獗，以压迫和杀害黑人为主要仇恨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但仇恨的本质则是一样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媒体试图把这次的基督城恐袭事件，与白人至上主义的抬头划清界限，只称干案的凶手为“枪手”（gun man），而有意无意地减轻恐怖主义的色彩，如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谴责枪杀行动，却否认这是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后果。西方的白人拒绝把白人至上主义视为“恐怖主义”，难免给人双重标准的印象。
网上便普遍认为，如果事件反过来是回教徒对基督教徒执行的枪杀行动，西方会很自然地称之为“恐怖袭击”，把枪手跟恐怖分子划上等号。西方反恐怖主义的行动若将因此得不到回教世界的支持，他们今后将面对更大的恐怖主义的报复。美国的安全官员和专家这方面的忧虑已经显露出来，尽管他们并未承认这是西方的双重标准所导致的后果。基督城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恐袭案，很快地被激进的回教组织利用，以散布仇恨言论，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向回教徒开战。他们乘机招募新的成员，号召回教支持者展开报复行动。
基督城恐袭视频被一些回教组织放到社交网上，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控诉。回教国家也不会忘记当极端回教恐怖分子发动袭击事件时，西方呼吁全世界（包括回教国家）一起表态反对恐怖主义，如2015年1月，法国巴黎《沙尔利周刊》因曾经刊登亵渎回教先知的漫画而遭恐怖分子的报复袭击，造成12人丧生。法国因此发动反恐大游行，表示西方民主国家不会被恐怖主义者吓倒，他们会照常生活，多国领导人参与了这场游行。现在西方国家是否也会同样号召国际人士起来游行，反对白人至上主义？我们且等着瞧。
澳洲总理莫里森形容发动恐袭的澳洲男子为“极端右翼分子，暴力的恐怖分子”，但澳洲右翼的参议员安宁却把案件归咎于新西兰接收太多的回教徒移民，他随即召来各方的批评。安宁的大放厥词，若是没有受到谴责，澳洲政府将如何向国际社会交代？
干案凶手说他选择在新西兰发动攻击，就是看上它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这句话应该叫新加坡人闻之心寒。在国际上，新加坡一向被视为一个安全国家，国人也以生活有安全感而自豪。但也正因为这样，反而加强了新加坡对恐怖主义者的“诱惑“，他们只要一次在此得逞便是极大的宣传，就像这次的基督城惨案一样。我国政治领袖便经常提醒国人，“恐袭事件在新加坡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人口不足500万，回教徒不到人口1%的新西兰，显然是对自己的安全过于自信和自满，其国人有拥枪自重的自由，警察平时上街不带枪。这次的恐袭案发生时，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在问“怎么会是新西兰？”
基督城恐袭事件的后续发展，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回教恐惧症”引发的连串恶性效应，就算新加坡采取了一切安全和正确的社会政策，我们还不是万无一失。互联网平台助长“回教恐惧症”和回教社群的报复心理，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目前还是止于“秋后算账“，社交平台还有待建立起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
去年8月，澳洲一位右翼专栏作者博尔特（Andrew Bolt）在默多克集团旗下的一家报章发表了一篇题为“The Foreign Invasion”（外国人的入侵）的评论，他写道：“移民政策已变成殖民政策，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间酒店。”文中充满对外来移民的憎恨，文章还配了一幅丑化外来移民的漫画。这篇文章在澳洲国内报章获得广泛转载，显示这篇文章的论调很合一般读者的口味，它在政治上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弹。其中原因不用说，澳洲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府不能也无能阻止这类言论的发表和散播。现在澳洲总理要把矛头指向社交平台，缺乏的是政治家应有的道德高度，而且“白澳主义”有其历史根源，非一时一日形成。
像博尔特这类公然煽动仇恨的言论不可能在新加坡的主流媒体出现，即使不小心在社交平台出现了也要随即面对后果，因为政府必会及时表态，防止事态的恶化。
所以，这次在基督城展开恐袭行动的年轻人来自邻国澳洲，也不让人觉得愕然。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