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90年代初期一波以专业技术人士身份前来工作就业，随后又在岛国定居下来，将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工作生活和休养生息之美好家园的一位新移民，我向来对新加坡本地多元而丰富的文化感到由衷的欣赏，这绝不局限于本地的小贩美食上。
随着在这里生活年月的增长，通过与本地各族包括不同方言人群的接触和交流，也通过自己广泛的阅读和聆听周围朋友的故事分享，我愈发感觉到本地社会除了主流价值观之外，它更是一个多层面的、具有各种亚文化生态色彩的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万花筒。
对于一个新移民来说，抱持一个健康开放的心态，与自己工作来往的各族同事交流沟通，与自己所居住邻里的社区街坊友好相处，一定会有美好而友善且不乏新发现的人生收获。但是毋庸讳言，社会是一个善恶并存、人群素质良莠参差的大染缸。每一个地方，不管风景再美、民风再好，终归有一些不完美、落后甚或是丑陋的思想和行为的存在，这也不足为怪。
过去的经历也不可避免地为今天活在当下的民众带来些许历史“包袱”，而有些包袱因为根深蒂固，到如今已经可能是盘根错节，几近是非难辩、有理说不清的地步了。对于一个外来的“新客”，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处，不能不说非常考验个人的智慧。
20多年前从中国大陆前来并居留至今的那一代新移民，大多数是托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之福成长起来的，拥有技术胸怀文化的专业人士。在南来之后，他们在新加坡各行各业、兢兢业业打造自己的事业，如今在全岛各个领域，无论是大型跨国企业，还是本地中小型商号；不论是在私人机构，还是在政府机关或是大专学府，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而其中一些佼佼者，更是脱颖而出，成为业界或民间社团的领袖。
本地社会，华洋杂居，各大民族，同在组屋屋檐下，也许门窗紧闭不见人影，时而走道里却电视节目声低回绕梁，也许低头不见难相认，电梯里则常常抬头遇见半相识。
今年适逢新加坡开埠200年纪念，英国人殖民统治给岛国留下无数有形和无形的遗产，其中既有财富也有糟粕。华人社会的以语文为裂纹，分割而出的所谓“华校生”与“英校生”就是其中一例。新加坡在争取民族自治时期，似乎有一段浪漫时光，当时来自不同语文源流的受教育者团结在一起，跟英国殖民政府讨民主求独立。
然而在新加坡建国的道路上，这两派却从昔日的战友转化成日后的对手，从同志同盟变成相互对立。这不能不说是新加坡短暂历史上的一个令人伤痛伤心之处。而在全球性的自由世界和共产社会的冷战对抗中，本来可以并存互补的两种语文，也似乎成了两个对立政治集团的标志，形成了一盘完败的零和游戏。
托在中国大学深造之福，也拜在新加坡继续学习的机缘之赐，和我同期来新的这批移民大多是通识英文的人士。加之母语汉语的良好基础，在双语的新加坡，我们可谓如鱼得水，在两种语言乃至不同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世纪以降，本地华文水准每况愈下，华文出版物错字百出，令人不忍卒读，普通民众的华文沦落为巴刹用语，难登大雅之堂。
而我们这些“新客”当中的一些人，也就当仁不让、长袖善舞，有的更跨界一跃而就，成为各种各样的“文史工作者”。同时，绝大多数依靠自己本分，仰仗习来的知识和获得的技能吃饭养家的新移民，还是勤勤恳恳地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打自己的一份工，在自己的家庭里培育下一代，为社会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因语文纷争而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留下的伤痕，在新移民身上因为不是亲受，尽管不致于因此而产生隔膜，但终究也就隔了一层，不会伤筋动骨。
我个人以为，新移民既然没有这个历史包袱，完全可以融合到一般新加坡社会里，在机缘巧合下，甚至可以成为沟通联络传统华社和习惯听说英语的华人人群之间的力量。3月10日，我和朋友去富丽华河畔酒店三楼宴会厅，听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主讲“华人社团：200年来新华社会的中流砥柱”。柯木林的演讲让到场听众了解了本地华人社团在过去200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明白了在时代的变革下，华人社团在不断革新它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的难能经历。
在演讲的结尾总结部分，柯木林向在座听讲的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陈奕福提出个人建议，希望能够邀请由宋旺相、林文庆等人创建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参与宗乡总会的活动甚至组织。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俗称“峇峇公会”，创立于1900年，1964年改名为新加坡土生华人协会，1966年再改名为土生华人协会。土生华人是华人吗？这本身是一篇独立的学人论文的题目。在本人结识的朋友中，就不乏有土生华人家族背景的人士。
如果“土生华人协会”能够成为新加坡宗乡总会的一员，这无疑会在新加坡的华社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篇章。这当然也是作为新移民的我，所乐见其成的一件颇具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大事。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