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新加坡国会提出的新法草案，赋予政府权力强制社交媒体发布当局的更正或是收回假信息假新闻，不买账的网络平台可被罚100万新元。恶意发表假信息的个人，则可被罚款高达10万元或是坐牢长达10年。巧合的是，澳大利亚也对社交媒体打出强硬牌，它在新加坡的宣布三天后也通过新的立法，对没有及时撤除“令人厌恶”的暴力内容的社交媒体施以巨额罚款，可高达科技公司常年盈利的10%，社交媒体的高层领导也可能被判坐牢。
新澳两国在几天内相继出手，立法打击网络乱象，所不同的是，新加坡目前只是启动立法程序，在国会里提出《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一读，还未成为法律，国会二读时必有更详细的解释和进一步的辩论。而澳洲国会则是已经通过有关法律，其行事显得更加迫不及待。
澳洲的迅速出手，让人联想到上个月一澳洲青年枪手在新西兰的基督城血洗两间回教堂，夺走数十人命的事件。枪手还把干案过程上载社交媒体直播，直播全程竟没有受到科技公司的及时干预。他干案前也在网上发表“白人至上主义”的偏激宣言，面簿和YouTube等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澳洲在五天内仓促通过这项立法，被批评为草率行事，没有听取科技公司的意见，纯粹是对上个月的枪击案作出反应。相比之下，新加坡对付假信息的立法已酝酿了整整一年，去年3月一连多日的听证会，收集了多方面的意见，主要的科技公司也有代表前来供证。
面簿的创办人扎克伯格一个星期前不得不承认，社交媒体已发展成“科学怪人”，科技公司已无法控制而向各国政府求助。现在新澳两国政府正式出重手了，相信世界其他深受假信息危害的政府也在观望如何跟进，此前法国与德国已有相关立法防止假信息。若是推早五年八年，像新加坡这样的立法肯定即刻在西方国家和媒体引来强烈批评，说什么“违反人权”“钳制言论自由”，但这次新加坡的法案提出来之后，除了国际人权组织照例要说一番人权至上的大道理（形容新法的提出为“人权悲剧”）之外，其他方面的外来反应倒是很谨慎。而本地社会最关注的，是怎么界定假信息假新闻。
“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控法案”命题中的“网络操纵”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但网络操纵似乎是个笼统说法，具体所指何事，还需要一个更清楚的界定。律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在国会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什么是假信息以及假信息所引发的后果，但在“网络操纵”这一点上却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科技公司创设了社交媒体平台，却对它们失控，也许是无法管控，或是不敢管控。网络世界被认为是言论自由的“圣地”，科技公司的大老一向视“自我审查“为禁忌。互联网因此成了不同利益者的必争之地，也是各路极端主义的温床。
我国这个时候启动对付假信息的立法程序，也很自然地让人把它与下届大选挂钩。新加坡政府一向坚决抗拒外来势力干预我国政治，早在社交平台出现之前，西方国家曾企图以民主和人权为口实，支持本地的异议分子，为新加坡的选举发挥影响力。资讯科技带来了社交平台，国内政治受到外来干预的情况变得更加难以预防，外国实力干预民主选举已是全球普遍现象，各国政府都在寻找对策。
最近几个月来，网上的蜚短流长，造谣生事几乎是无日不有，跟下届大选越来越近有直接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民怨，也可以隐约看到试图干涉新加坡选举的“网络操控”。即使是防止假信息和网络操控的新法落实之后，政府要从盈千累万的信息中厘清事实，以正视听，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政府的说法是“在确定是假信息后，当局还必须证实它对我国公共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政府才能正式采取行动。”这番话是要慎重表明政府不会滥用新法，钳制言论自由。
根据政府的定义，假信息泛指“虚假的事实陈述，涵盖所有捏造的信息，但也包括完全改变其原有含义的事实扭曲。”但是， “基于事实的个人看法、批评、讽刺（satire）或讥讽性模仿（parody）则不算是假信息。” 新法若真的发挥了强大的阻吓力量，一方面是，假信息可能明显减少了，另一方面则是，讽刺性或模仿性的视频或是图像则可能增加，政府可以对此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度。例如，网络上常见网民发挥创意，以名人、公众和政治人物的照片拼凑图像配以文字，以嘲笑的手法表达对社会现象和特定议题的观点和态度，当中也包括内心的不满。其实，这也不失为一种疏通民怨的渠道。
有效地防假信息、对付仇恨言论才能促进网络生态的良性发展。我国的新法肯定加重了社交平台的压力，它们的日常运作必须更加自觉，对内容也更要有所警惕。诸如推特、面簿和谷歌等科技公司都把它们的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表示它们对我国的法治和司法有高度信心。在新法落实之后，它们必须与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发展出一套社交平台与政府积极合作的模式。假信息、仇恨言论是彼此的公敌，在这一方面，科技公司与各国政府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