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各个自由民主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可不仅仅是放任市场蓬勃发展的结果。欧美国家也赋予各类市场一个允许人们充分利用它们的架构。如今，这一架构正在土崩瓦解，并令左右两翼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大受鼓舞。虽然这些人都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很少能拿出正确的答案。也许他们应当反过来，设法让人们更容易制定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套战后架构为何又会崩溃呢？在战后初期，美国强大的中等教育体系，为学生进入职场或到世界一流大学深造做好了准备。学生在刚加入劳动力队伍时，就已经具备能找到好工作的相关技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相对宽松的监管，又促使许多人创办自己的企业。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允许失业工人迅速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当经济衰退来临时，受到的冲击也是轻微而短暂的。


也正是美国人通过教育系统所获得的优质“出社会前”准备，以及他们所享有的众多经济机遇，使得美国能够以相对有限的社会保护措施来应对市场波动。失业保险没有多少钱，即使在1960年代为老年人和非常贫穷的人推出了由联邦政府拨款支持的保险计划，许多人仍没有医疗保险。


欧洲大陆的教育体系起步较晚。1950年，法国男性平均只完成了4.75年的学校教育（与今天的缅甸相近），而美国为八年。但欧洲稳步缩小差距，并建立了强有力的工作保障和社会安全网。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用更强大的“出社会后”支持，弥补当初较差的“出社会前”准备。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两套体系都运作良好。


不幸的是，经济增长在1970年代初陷入停滞。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此的应对方式，则是提高国内的自由化程度，并加深彼此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虽然美国强调前者，欧洲大陆强调后者，但这两个体系也有趋同之处。尤其是，欧洲在改善其“出社会前”支持的同时，取消了一些“出社会后”的保护项目，因为后者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时代，已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


然而，经济增长从未真正回到战后几十年令人兴奋的水平。近期的技术革命使许多高薪的日常工作自动化，并促成中等收入制造业职位的外包。今天要找到一份高薪工作需要更多技能，因此需要更多的“出社会前”支持。


遗憾的是，这种支持在美国已变得不那么平等了。繁荣的城市和郊区社区为儿童提供了成功所需的能力，而逐渐没落的半乡村地区和城市贫民区则无能为力。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试图改善一些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但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这项任务更加艰巨。随着专业人士带着孩子逃往成功的中上阶层社区，高昂的生活和房地产成本让其他人望而却步。市场的需求正在催生出一种精英体制，但它是世袭的，只有成功人士的孩子才更可能取得成功。


在更加平等的欧洲，随着移民流入他们负担得起的工薪阶层社区，教育质量参差不齐也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由于移民儿童通常必须适应不同的学校制度和另一门语言，因此他们在追赶学习进度时，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给予不成比例的关注。这也会对现有学生的体验产生不利影响，并促使有意向上流动的学生搬离社区。


对那些落后者来说，机会相对匮乏的状况可能因超级明星企业的增长而雪上加霜，而与此同时，美国初创企业和创业企业的创建活动也在放缓。在这些超级明星企业就业需要更高的技能，正如亚马逊承诺在计划中的纽约皇后区新总部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但这对当地社区的吸引力要低于这个数字给人的印象，因为许多更好的职位对于社区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亚马逊在进步派民主党政治人物动员起来表示反对后，就放弃了该计划。


左翼民粹主义者通过呼吁增加安全网，比如全民医疗保健（美国），工作保障和各种形式的普遍基本收入，来应对其天然支持者的“出社会前”支持项目的收缩。右翼民粹主义者则将这些提议视为一种威胁，因为它们将削弱土生土长的多数人现有社会安全网的可持续性。


右翼民粹主义者对社区衰落的反应，是将矛头指向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及贸易。诚然，将移民拒之门外，最初可能会减轻工薪阶层社区的学校和服务压力。然而，从长远来看，这将剥夺移民本可以为这些社区带来的青年人口、活力以及最终复兴的可能性。尽管民粹主义左派认为移民对于维持新福利计划至关重要，但它趋向于支持右派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立场。


不幸的是，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将使世界变得更加贫穷。不断衰落的社区迫切需要其他方式去吸引新的经济活动，并使其居民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


首都城市往往不知各地的疾苦，并且常常因内斗而陷入瘫痪，无法起到带头作用。我们需要的是地方解决方案，借助社区知识和参与来实施，并在必要时由国家政府提供资金和进行轻度监督。


如果这些措施能够改善那些衰落社区民众的“出社会前”准备，对“出社会后”安全网的扩充，也就没那么必要且耗费更少。避开民粹主义左右两翼的高度中心化政策，转而给予地方社区更多的信任，岂不是更有意义？那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思想。


（作者Raghuram G. Rajan曾于2013年至2016年担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最新著作是《第三根支柱：市场和国家如何抛弃社区》（The Third Pillar: How Markets and the State Leave the Community Behind））


英文原题：A Better Popu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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