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语的故乡在中国，但在进行规范时，新加坡不能唯中国、唯《现汉》马首是瞻，应该有自己的考量。



4月5日，《联合早报》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一场读书报告会，由《我城我语》一书作者林恩和主讲。笔者从早报网上的新闻、图片与视频中看到，这场报告会参与者众，互动愉快，氛围热烈，盛况空前。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讲题富有吸引力，听众参与度大，林先生跟出席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通过曾流行于新加坡的词语，为读者重构了往昔新加坡的社会风情与面貌。


词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社会上出现什么新事物，立马就会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反映出来。岁月飞逝，这些词语或积淀在历史中，或仍活跃在生活中，一旦需要，翻箱倒柜或信手拈来，公诸大众，亮相当场，便可重构一幅幅的历史画卷。


林先生指出，新加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华人移民在南洋一带的流动也以新加坡为轴心，因而各地华人使用的词语能够聚集到新加坡，为新加坡华语所吸收，大大地丰富了新加坡华语。与此同时，这些词语也从新加坡辐射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因而产生了互相碰撞、借鉴、交融的良性互动。比如乌公（hukum）、多隆（tolong）、隆帮（tumpang）、沙爹（sate）、五脚基（kaki lima）等源自马来语的新马华人用语，也为越南华人所用。这五个例子，如今都收录在2016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球华语大词典》中（另见该词典新加坡版，明创教育，2017年）。


或问，既有“罚款”“帮忙”“搭脚儿”“烤串”“骑楼底”，为什么还要用“乌公”“多隆”“隆帮”“沙爹”“五脚基”呢？规范不规范啊？笔者倒要反问一句，这样的词语需要规范吗？它们可是新加坡华语中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特有词语啊！鄙意以为，此类词语，应予保留，无须规范，让新加坡华人在表达时多一个选择，多享受一点乐子。


据说还有个颇有争议的例子，就是“回教、回教堂、回教徒、回教食品、可兰经”是否需要统一规范为“伊斯兰教、清真寺、穆斯林、清真食品、古兰经”。为此，笔者得先介绍一下，中国将这些词语加以规范的原因。


1956年6月2日，中国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在我国汉民族地区，一般都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意思是，这个教是回民族信奉的宗教。报纸、杂志也相因成习，经常使用‘回教’这个名称。这是不确切的。伊斯兰教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伊斯兰教这个名称也是国际间通用的名称。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除了回族以外，还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孜、东乡、撒拉、保安等九个民族，约共1000万人。因此，今后对于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为‘伊斯兰教’。”


新加坡的国情跟中国不同，新加坡向中国倾斜，愿意采用中国所指定的标准，并无不可，关键是本国人民在感情上、习惯上能够接受。如果已经采用了“伊斯兰教、清真寺、穆斯林”等说法，也无须走回头路，不妨继续使用，因为并没有改错。大家都还记得吧，“案件”“学校”的量词，新加坡曾用“宗”“间”，后改为“起”“所”，现在不也习惯了吗？


须补说的是“回教”。《现汉》的释义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旧称”，所谓“旧称”，多半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名称。“邮差”“佣人”“清道夫”在《现汉》中也都是“旧称”，新加坡有必要改为“邮递员”（投递员）“佣人”（保姆）“环卫工人”吗？回归后的香港和澳门特区都不改，新加坡改它则甚？要是新加坡的语言用户一致强烈要求向中国的普通话靠拢、倾斜，跟普通话趋同，那就改嘛。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弃旧从新是由于制度的改变，新加坡要全面跟进，所为何来？“古兰经”《现汉》释义后括注说，“古兰”也译作“可兰”，说明“可兰经”也是可用的。


走笔至此，想到榴梿。笔者出生在中国江南水乡，是个不出产榴梿的地方。1984年到新加坡工作，才认识了榴梿，但是，中国编纂出版的汉语或英汉双语辞书都作榴莲。当时，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上有位专栏作者说：“‘榴梿’是本地的写法，应当统一写成标准的‘榴莲’”。笔者写了篇短文回应，结尾说“这个词的写法，又何必非以中国的辞书为标准呢”？《现汉》从第1版到第5版（1978年—2002年）都作“榴莲”（期间还一度删除），直至2012年7月第6版，“榴梿”修成正果，成为主条，“榴莲”退居副条。编者这样处理使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地区和新马泰印尼等亚细安国家durian的华文译名一致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心系“榴梿”27载》一文，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查《全球华语大词典》，“榴梿”已不加注使用地区了，这说明它已是全球华语的共有词了。


笔者讲榴梿的故事是想说明：一，《现汉》以榴梿做主条是中国的辞书编纂者放眼全球华语，长期跟新加坡等国的华语文工作者及当地华语用户交集的结果。二，海外华语的故乡在中国，但在进行规范时，新加坡不能唯中国、唯《现汉》马首是瞻，应该有自己的考量。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早报，它立足狮城，面向全球，在华文运用上每时每刻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必须立刻解决，委实不易。加之华文报肩负着提升新加坡华族应用华文能力的重任，受众的眼睛都盯着它，因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恕我直言，语言规范是国家语言总体规划内的课题，理应由国家有关当局牵头，联合全国各相关单位共同来从事这项工作。报馆不是学术研究机构，尽管自有其职责，似亦不应让他们独挑大梁啊！


新加坡华族都十分关心华语文的应用，如有什么问题，都会积极投入，参与讨论，这种精神值得学习。笔者认为，新加坡华语在进行规范时，理念上应当注重科学性，讲究人性化，面向草根族，增强全社会规范意识，不断提升社会参与度，开发、利用并保护宝贵的语言资源，共同构建和谐的语文生活。在原则上，应当多边互动，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和谐包容，稳步前进。其中求同是最大公约数。此外，还要理顺几种关系：支流与主流的关系，规范与协调的关系，刚性规范与柔性规范的关系，自调节与他调节的关系，华语与方言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所谈未必正确，敬请赐教。


（作者是资深语文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