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新加坡华语何以自处？》商榷

拜读4月11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刊登语文工作者汪惠迪新作《新加坡华语何以自处？》一文，感触颇多。笔者移民新加坡近30年，亲眼目睹了新中两国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互动过程，谨想就此谈谈新加坡华语的过去与未来，与汪先生商榷。不当之处，还请多多指教。

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华语不过是占人口76%的华人追求文化自觉与自娱自乐的手段，目的是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也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所力主和推行的。为此，李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始，便令有关部门年年推出“讲华语运动”。

这是因为当时（乃至现在）的新加坡华人多说方言，包括福建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等，繁杂错乱，不一而足。以高瞻远瞩著称的李先生，确信除非华人统一说华语，否则新加坡在华语世界将无甚出路。为此，新加坡政府从台湾大量引进华语人才，充实和丰富本地语言资源。故倘若读那时的《南洋·星洲联合早报》，会发现语句、语法多像台湾用语，鲜少大陆用词用语。

然而，随着1990年新中建交，大陆移民开始涌入新加坡；90年代的新加坡投资中国热，更让《联合早报》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记者站，报道中国动态；俯仰之间，大陆普通话便取代台湾国语成为早报语码，逐步为本地华人接纳与吸收。

不消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确切说，是知识分子传播语言的力量。语言源于民间，但有赖于知识分子予以优化和规范。所谓“面向草根族”的意义，仅在于通过广播报纸对人民进行文化导向与教化，非如此便不能“增强全社会规范意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从群居部落到一城一池，再到国家，语言是在不断迭代中演化的。即使同族同语如英国和美国，语言的发展也不尽相同。新加坡华语之于台湾大陆华语，即如美式英语之于英式英语，前者脱胎于后者，后者承载着前者。

问题来了：作为弹丸之地新加坡的华人，对于自身语言的继承发展，究竟应该采用中国大陆的标准华语，还是应该如汪先生所说，自走自路，“不能唯中国、唯《现代》马首是瞻，应该有自己的考量”？

李光耀于70年代倡导新加坡华人学习华语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李先生当时是否预见到中国后来会拨乱反正、回归正途不得而知，但至少1990年代初新中两国建交后，他已看到未来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为此，他老骥伏枥，身先士卒，每周学习华语不辍，可谓“起舞落日争光辉”。

李先生之所以对华语孜孜以求，缘于让自己跟上中国发展的步伐，而其苦口婆心地劝新加坡人学好华语，又在于他要让自己一手打造的现代新加坡，在动荡不定的世界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想到此，便不难明白李先生力主新加坡学习中国大陆华语并与时俱进的良苦用心。原因只有一个，新加坡华语虽脱胎于“华语的故乡中国”，但新加坡并不具备脱胎于英国之美国所具有的庞大体量和规模。

换言之，美国人可以完全不顾英国人的感受，而自创出许多在英国人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习语、俚语（尽管美国知识界始终对正宗英国英语怀有特殊敬意），因为它有其可以“特立独行”的资本或能力。请问：新加坡有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既如此，汪先生的论点便有待商榷了。

既然新加坡是小国寡民，说华语族群仅占550万总人口一半强（很多华人家庭仍然不讲华语，遑论订阅《联合早报》等华文报刊）；既然现今旅新的中国人（包括新移民）数量有几十万之众；既然按照李光耀先生预测中国未来20年至3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加之全球华语热已近燎原之势，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新加坡是否有必要保留使用所谓“富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乌公”“多隆”“隆帮”等，在全球99%华人看来都不知所云的新马华人用语，并为曾经“学而时习之”而沾沾自喜、沉浸其中吗？说如此华语的新加坡人，未来何以融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乃至其全球化进程？又何以在全球的华语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就像当初新马流行“网际网络”等资讯科技名称，而最终被流行于大中华圈的“互联网”取而代之一样，未来的新加坡华语切勿考虑“何以自处”，而应思考如何融入中国大陆主导的世界华语圈。只有当新加坡华语拥有众多网络节点时，它才能达到最大的网络效应。

据此而言，《联合早报》作为新加坡的权威华文媒体，足以有能力将新加坡华语融入大中华网络，使新加坡华语与大中华接轨，而无需指望政府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或许我们根本无需为新加坡华语的未来杞人忧天。随着老一代新加坡华人走入历史，新一代新加坡华人融入大中华圈将指日可待。这是因为本地教育界活跃着许许多多来自大中华圈的大中小学语文教师，他们的存在将使我们融入大中华的努力延绵不断，继往开来。

（作者是中国国际翻译中心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