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欧洲，这对发展中欧经贸关系有所帮助，但领导人的访问并不能实质性地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当务之急是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这或许是破解中欧间分歧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应对欧洲对中欧双边投资缺乏互惠不满的最好回答。
2012年2月，中欧峰会达成启动投资协议的谈判，2014年1月，中欧投资协议第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2018年10月完成了第19轮谈判。按理说，中国已经与欧盟28个成员国分别签订了26份双边投资协定，在这个基础上，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不是一件难事。
但为什么好事多磨呢？如同中国的外商投资法，从2015年1月开始酝酿，数年内没有进展，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突然提速，被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通过。这反映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需要勇气，需要落实。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把门越开越大落实到了实处，其意义在于：
第一，重新树立欧洲对中国开放的信心。中美贸易战开打后，全美国弥漫着对中国普遍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传递给了欧洲，欧洲也发出了诸多对中国不信任的声音。
2018年10月30日，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在法国《回声报》刊文，提醒欧盟面对中国不要太天真，应当采取更强硬的战略。他认为，欧盟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使中国那些有政府控制或支持的企业得以进入并立足，而欧洲企业却难以进入封闭的中国市场。欧盟若想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就应当与坚决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亚洲国家缔结政治与经济联盟。
2019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谈及对中国的关系时指出，“欧洲苏醒了！”他给出的解释是，“在与中国的关系上，欧盟天真的时代终结了”。同月，欧盟保守党派欧洲人民党（EPP）议会领袖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认为，欧盟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要太天真，欧盟应该防止中国企业在欧洲购买战略性资产的“抢购狂潮”。他还说，中美贸易争端为欧洲提供了“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应该被运用到与中国的谈判中来。
这种不再对中国天真的呼声与美国精英表达的对中国失望高度吻合，以致欧盟主席荣克在与习近平会面后继续批评中国的不开放。4月1日，容克在德国萨尔州对当地议员说，不能一直存在中国企业可自由进入欧洲市场，而欧洲企业却不能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英国《金融时报》把欧盟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向描述为“特朗普化”。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将用事实回击中国不开放的声音。
第二、向世界重申中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中美贸易战客观上在国际社会渲染了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声音，抹黑了中国国际形象。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能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上一个新台阶，也是中国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一个标杆。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难点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环境保护、劳工保护，这些议题反映了国际经济新变化的规则诉求。中国为应对国际经济新规则的趋势，在2013年9月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
但是，中国对全面采用新国际规则迟疑不决，中国在已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并未采纳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2017年经合组织（OECD）显示的68个主要经济体外商投资限制指数表明，中国在这些经济体中的整体限制程度名列第四位（位次越前表示壁垒越高）。这样的投资开放度与中国的全球的经济地位极其不匹配。
第三，促进中欧双向投资，有利于中国获得先进技术。中欧之间的互相投资规模十分有限，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欧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7%；而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历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额在欧盟外资流入总额的占比仅为1%左右。更令人担忧的是，2017年和2018年，中国对欧盟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呈下降态势。2018年，中国对欧盟对外直接投资降至173亿欧元，这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低投资水平。
导致中国对欧盟投资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投资受阻于欧洲对中国资本的担忧。比如，2018年8月《德国之声》报道，德国人担心中国投资者有可能在政府的支持下盗取德国技术。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四年中，中国在德国股权并购投资的三分之二，可以最终被归分于10个关键行业领域，这些领域都被包含在“中国制造2025”中。
为此，欧盟仿效美国，于今年4月1日起实施外商投资新审查框架。中国应对之策就是应该加紧完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中欧双边直接投资是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技术进步是中国实现强国梦的关键支柱。在美国加紧限制中国投资的背景下，欧盟基本上是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主要渠道。日本一直对向中国输出技术持保守立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是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渠道。
总之，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是中国获得有利外部环境的法律武器，也是打破西方开始围堵中国资本的有力杠杆，更是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重要保障。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