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和三几友人到北京自由行，最大的感触之一，是到处安保戒备森严，像王府井步行街这样的热闹地带固然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每个地铁站进闸也都必须通过安检，背包、手提包等一律必须放进安检机才能过关。每一辆公共巴士也都有穿上制服的乘务员。足见这个泱泱大国为防恐投入了多大的警力。
就在旅游期间（4月21日），斯里兰卡传出了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袭击案。许多时事观察者相信都会错愕不已，因为，在2009年剿灭了淡米尔之虎游击组织，结束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后，兰卡内部基本上恢复了平静，过去十年里没有再发生重大事故。而这回发动恐袭的却是和淡米尔之虎全然无关，且不在国际媒体视线内的极端回教组织。
据兰卡国防部长维耶瓦德纳恩说，恐袭相信是兰卡极端组织 “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 ”（简称NTJ）所为，并可能和当地另一简称JMI的组织有关，都是少人听闻的组织。但有证据显示NTJ头目扎赫兰·哈希姆（Zahran Hashim）公开宣誓效忠伊国组织，而且长时间以来就不断在国内通过各种平台散播极端回教思想，连当地回教团体都看不过眼而向官方举报，但警方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尤有甚者，兰卡政府发言人事后透露，印度情报机构在袭击发生前两周的4月4日就首次警告兰卡，当地教堂和旅游景点可能受到自杀式袭击。之后，印度还在袭击发生前两天以及两小时前发出相同警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述印度官员报道，这些非常具体的情报来源是一名伊国组织成员。此人说，他曾在兰卡训练哈希姆，参与了哈希姆受激进化的过程。
然而，兰卡总统和总理都表示对这些紧要情报毫不知情，国防部常务秘书和警察总长因此被令辞职谢罪。我们由此可见兰卡安保部门在防恐工作上松懈的程度，完全说得上是大意失荆州。这一事件也折射兰卡政府的内部乱象，包括总统和总理之间的不和，导致政府治理的失灵。
无论如何，兰卡恐袭的性质特别引人注目。根据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现为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的看法，这次恐袭标志着恐怖主义3.0版的诞生，也就是恐怖主义出现了最新版。特点是伊国组织恐怖活动已经全球化。这个恐怖组织既是是致命的，也具备财力和创新能力。（见4月25日《海峡时报》）
相对而言，1980年代的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德国的恐怖组织红军支队（Baader-Meinhof gang），秘鲁非法的极左翼毛派政党（Sendero Luminoso）和巴勒斯坦解放机构等属于1.0版。它们比较松散，且只在本土活动。
到了柏林围墙被推倒之后，其他恐怖组织崛起，包括卡伊达（Al-Qaeda），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b），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后因归顺伊斯兰国改称为伊斯兰国西非省）等地区性组织，它们的国际能力有限，属于2.0版。
伊国组织虽然基本上已经失掉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根据地，但它的组织能力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是早已通过互联网像癌细胞一样，蔓延到世界各地。这是恐怖主义3.0版最可怕之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被恐怖组织所武器化（weaponised）。换言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了恐怖分子组织和发动发动恐怖袭击的武器。他们能够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散播极端思想，激化一些人，并把他们逐渐训练成人肉炸弹。
全球化的网络，给伊国组织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战场。通过网络，它可以在世界各地吸纳极端分子，可以开辟无数的战场，并随时在全球不同的角落展开袭击行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被这股恶势力所用所能产生的可怕后果，从兰卡这次的连环爆炸已初露端倪。
兰卡恐袭案突出的另外一点，是恐怖主义和身份认同政治以及宗教保守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结合。很不幸的，身份政治和宗教保守主义都正在兴起的趋势，也是与全球化相悖的两股逆流。恐怖主义借助于这两股逆流，可谓如虎添翼，也更容易在有信仰的宗教群体中产生误导作用，加剧信徒的保守倾向。
兰卡当局透露，执行这次恐袭的9名人肉炸弹，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来自中产阶层家庭，其中有者还留过洋。可见有了上述三个因素的交织，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能受到极端宗教思想的荼毒。
我们可以从兰卡恐袭中吸取很多的教训。其一，是在防恐战线上，绝不能有时刻松懈。兰卡国安部门没有把以扎赫兰·哈希姆为首的兰卡极端回教组织NTJ放到雷达侦察之下，甚至对回教团体的举报置之不顾，犯的就是松懈之过，罪实难逭（注：音“环”，逃避的意思）。
扎赫兰和NTJ的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其实已经存在和活动好长一段时间。NTJ成立于2014年，而扎赫兰在此之前早就是当地回教社群中一名恶名昭彰的极端分子。扎赫兰从自我激化，到成立极端回教组织和激化其他回教徒，到招兵买马，培训人肉炸弹，选定恐怖袭击目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谋划过程，然而兰卡当局似乎却不当回事。
其二，是各国的情报合作非常重要。恐袭之前，兰卡的有关部门其实早就得到印度情报部门的通报，却没有及时行动，显见毫不重视防恐情报的交换与合作。
其三，是必须设法阻断伊国组织之癌在网络上蔓延。网络散播仇恨言论、假消息、极端思想等行为，必须受到各国政府立法有效的管控。各大社交媒体公司也不能继续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推卸筛查和删除这类言论的责任。
其四，是正如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所指出的，除了国际社会必须在打恐方面密切合作外，防恐也需要有政府和民间的紧密协作。
综合上述几点，回看新加坡的防恐工作，应该说我国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包括加强宗教间的了解交流，阻止外来教士在本地散播极端思想，迅速拘留自我激化者并加以改造，以及立法管制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假消息和刻意操纵的仇恨与煽动性言论，把数码防卫列入全面防卫等。斯里兰卡的惨痛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恐怖主义3.0的到来，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能再存有丝毫免遭恐袭的侥幸心理。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