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已清楚知道，多种原因综合起来，更多人会要求监管科技公司，特别是科技巨头亚马逊、苹果、面簿和谷歌。我当时指出，当这个情况出现时，监管政策必须做到合理的平衡，既要降低科技最有害的副作用，也要允许科技公司继续改善人们的生活。
如今，那一天已经到来，而做到这一平衡将非常困难。民主政府多年来宽容地忽视了这些公司，但现在开始制定一系列政策来监管它们。这当中的风险在于仓促决策会矫枉过正，造成的损害多于利好，尤其是无意中遏制了创新和竞争。
有至少四个不同的监管政策问题必须解决：隐私、市场支配力、言论自由和审查（包括不恰当内容），以及国家安全和执法。因此，科技行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审慎和对准标靶，尽量减少反效果的风险。
在最近披露的令人尴尬的科技公司惯常做法中，这四个问题都很突出，其中一些在业内人士所著书籍中有详细描述。例如在隐私问题上，亚马逊有数千名员工听取客户对Echo智能扬声器发出的指令，但该公司并未就此寻求用户的许可。尽管亚马逊宣称录音有助于改进其Alexa数码助手，但一般人多数认为这就是奥威尔式的“老大哥”（Orwellian Big Brother）行径。
在市场支配力方面，欧盟最近向谷歌开出规模第三大的罚单，惩罚其多年来三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正在上诉）在内容方面，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基督城）3月发生的清真寺大屠杀视频在面簿上直播，同时，有关删除仇恨言论和定义仇恨言论引发的潜在反保守偏见，每天都出现争议。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的报告不乏一些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确凿信息，显示俄罗斯特工使用社交媒体扰乱美国的选举。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和政治人物要求“采取行动”就不足为奇了。一些科技业老板也承认，监管肯定是必要的。面簿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最近呼吁各国政府在监管互联网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为有害内容、选举的完整性、个人隐私和数据流通性（data portability）制定明确的规则。对许多人来说，这仿佛是酒鬼或吸毒者要求“保护我免受我自己伤害”。
监管机构在扎克伯格发出呼吁之前已开始行动。在数据隐私方面，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条规》（GDPR，2018年5月生效）要求所有在欧盟营业的企业——不管是否位于欧盟——的全球运作（而不仅仅是在欧运作）都必须遵守GDPR。不过，由于庞大的固定合规成本对小公司影响最大，因此GDPR最终可能导致大企业免于和小企业竞争的结果。
此外，科技业巨头所拥有的网络效应——新增用户让所有用户更有价值——形成壁垒，限制了竞争。除了欧盟的罚款，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在重新检讨其在经济集中新时代的反垄断政策。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些民主党候选人，也纷纷提出遏制科技巨头市场支配力的建议。
然而，解决市场集中问题的尝试，也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民主党候选人沃伦（Elizabeth Warren）所提出的方案最为激进，它将禁止科技巨头经营平台以及在平台上提供自己的产品。不过，目前消费者因为使用便利性及价格可能较低而受惠，包括依靠平台广告利润而得以实现的“免费服务”。
将科技平台转变成受监管的公共平台也是有问题的。英国最近一份报告草案建议设立一个监管机构，负责行为准则的执法工作，包括实现竞争者产品在数码平台上的公平竞争、用户数据的开放标准，以及在并购决策中更多地考虑到对竞争的潜在危害。尽管该报告比沃伦的方案更令人憧憬，但仍可能赋予那些可能沦为规制俘虏（regulatory capture）的监管机构过多的权力。
最后，科技公司必须解决因使用它们的产品所造成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目前有关中国移动通信巨头华为公司发展5G的雄心壮志的争论，突显出这一个当务之急。2016年苹果拒绝解锁恐怖分子iPhone手机，而在苹果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之间引起的对峙，以及谷歌员工对于公司应拒绝美国国防和情报合同的坚持，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这些案例表明，科技公司与国家安全及执法专业人士之间需要合作和互相谅解。例如在联邦调查局的例子中，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Tim Cook）担心在iPhone中加入后门，可能导致窃取和入侵，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但科技企业必须明白，有损利润的行为，可能因为要在异常环境中保命而不得不为之，前提是必须有精确适用于当下情况的措施，以及法庭监督。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本文所讨论的四大挑战只会更加严峻。正因如此，科技企业和政府更应该未雨绸缪，绝不能让特别丑陋的事件导致更大规模的公众不满，进而导致范围更广、更加鲁莽的监管，不必要地限制科技的确凿好处。
（作者Michael J. Boskin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年至1993年间任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英文原题：How to Regulate Big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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