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部长杨荣文一周前在“五四运动百年回顾”演讲（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主办，《联合早报》协办）上回答一个有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时说，今天在西方，连谷歌（科技媒体）都在各国政府的压力下自我审查，显示的是西方民主本身也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2017年11月1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破天荒采用了一个双语封面“China won ,中国赢了”，主题文章主要是在于提醒即将访问北京，第一次跟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将面对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上比美国模式更有持续性的中国，并警告中国可能在2029年超越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时代》周刊这一次的特别报道，可能对特朗普过去一年多来加紧对付中国的贸易战有着一定的作用。其关键不在于中国经济实力对美国的挑战，而是“中国模式”对西方民主模式可持续性的威胁。所以，杨荣文所说的西方民主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当以中国模式为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三在伦敦的演讲中，已明确表明美国把今天的中国当作当年的苏联那样“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他希望英国在抵制华为一事上跟美国采取同一立场。他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们面临新挑战，一个在经济上融入西方的专制政权，而苏联从未如此融入。”


五四运动来到百年关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几经转折，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今年初连探月车都登上了月球的“背部”，做到了西方宇航界还不敢尝试的科学创举。


曾几何时，百年前的中国，还在救国救亡。五四运动期间，不少新文学健将曾主张废除汉字、不读古书，包括饱读诗书的鲁迅也曾说“不读经书，最多是不能作文而已”。今天的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对当时这些论调的确觉得很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思想家级的文人有这样的反传统并不奇怪，因为这一来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必然反应，二来，当时中国国力薄弱，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也丧失了文化自信心。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全面学习西方，包括生活习惯，如穿西装、喝牛奶，中国的情形则刚好相反。一个有关考试的“有趣”事件，可以说明晚清的中国还在抱残守缺。江苏一位拿朝廷补贴（有如今日的助学金）的优秀生（禀生）参加地方考试，在考卷中凡是数目都用阿拉伯数字，主考官阅卷大怒，说他“用夷变夏，居心叵测”，立即停发给他的补贴，这位优秀生经不起打击而病死。


阿拉伯数字早在13、14世纪就已传入中土，却无法推广，直到清末，当中国正在酝酿改革思潮时候才又逐渐受到民间的重视。连阿拉伯数字也容不下的清朝，最终被日本打败，是必然的结果，这对中国造成的文化震撼是前所未有，中国人一贯的文化优越感荡然无存。


所以，当被清政府派去英国学习海军的严复（1853年-1920年）回国后努力翻译西方的一些人文和科学著作，如赫胥尼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著作，在清日战争（1894年-1895年）之后相继出现，把西方文明隆重推介给中国人时，等于给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开了第三只眼睛，为他们找到中国之所以积弱的理论根据。严复本人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他能用优雅的文字翻译西方的新鲜学问，使读者读来分外亲切。


而日本人之比中国更早拥抱西方文明，基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汉字和儒家文化本来也都是外来物。日本是用汉字来翻译和创造来自西方的科学、社会、政治和经济新概念新名词，不只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朝鲜。因此，五四期间放弃汉字的呼声显得非常薄弱而讽刺。然而，朝鲜却在战后颁布朝鲜专用文字法，放弃汉字，因为他们把汉字当作“日本统治时期的残渣”必须彻底废除。


五四文人的核心思想是“爱国主义”，中国领导人对五四精神的再次肯定，符合中国今日的国情。五四运动时期的反传统、反儒家是对文化的反思所必然提出的时代疑问。今天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崛起，中国人普遍努力学习英语的同时，也更加珍惜中国古老文化。现代家长让孩子从小读经成为一种“时尚”，向古代经典求取人生智慧蔚为风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同个演讲和最近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中，都提到今日中国社会的“复古”现象，语中颇有批评。但这种现象投射出中国在国力强大之后，人们对自身的文化和传统表现出更大自信。


在政府层面，中国策略性地在世界更多城市设立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化，成为新时代下所说的“软实力”，这跟五四时期的因自卑而对自身文化传统产生疑问的现象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今天的中国，时有突破性的建设成就叫世人惊叹，这符合中国的“自强不息”的传统价值。百经之首的《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几千年前的智慧，就已经把人们的不断求取进步等同宇宙规律的运转，是一种符合科学的精神，也是永恒的人文价值观。


杨荣文在演讲结论中说今天的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新文化运动，从所有不同方向与世界重新衔接”，他说，使“中国梦”成为世界梦的一部分，也能消除世界对中国的戒心。他引用《易经》周而复始的历史规律提醒“必胜主义者”往往加速自己的衰落。他这一番话就像是好朋友的肺腑之言。


今日的中国虽然在空间探索、人工智能的科学领域都取得耀眼成就，其光芒把日本也盖了下去，但日本至今在科学领域所获得的诺贝尔奖桂冠数目远远超过中国。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高度文化自信还必须保持一种“戒慎恐惧”，不能再让中国式的文化傲慢重新滋长，这也才能让周遭的区域小国在跟中国交往时感到舒适。


五四百年后的今天，中国还在面对不少社会问题，官场上的贪腐、食品药品的造假、寺庙里的装虚弄假，只顾敛财，罔顾道德的风气，需要政治力量来治理。用五四语言来说：新时代的中国还需要一个新的“德先生”，道德的“德”。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