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之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的论点，来审视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美间大战终将难以摆脱。美中皆追求亚洲霸主，美国追求唯一的超级强权，难以忍受另一超级强权产生，故美国无法坐视中国和平崛起。
为此，美国政府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战略再平衡”，到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无不以中国为“假想敌”，从而采取软围堵中国的策略，抑制中国称霸亚洲；若无法围堵，则采取预防性战争或阻碍中国经济增长之策略。
是故，中美贸易战之目的，既有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目标，也有阻碍中国经济增长之意图。中美贸易战再度逆转直下、美方加大对中方惩处力度，究竟是中方背信违反承诺、引发美方愤怒加码威逼？还是美方有其政治利益算计？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恐怕双方皆有其内政的考量。
首先，特朗普政府认为启动贸易战，不仅符合其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政治声称；同时利用“中国牌”的反中路线，设定与创造选举议题。特朗普之推文当属谈判策略之运用，让原本以为已进入尾声终回谈判压力重推至中国。中国政府主张先撤关税再签协议，美国则认为先签协议再视中国执行状况逐渐撤回惩罚性关税，显示两国欠缺政治互信。特朗普对中国态度之强硬，与其2020年总统大选需要有关，其对中国政策采取强硬路线利于拉高其民调。
参议院民主党党鞭苏曼（Chuck Schumer）推文支持特朗普坚持强硬对中路线绝不能退缩，宣称力量是赢中国的唯一方法。相对照而言，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因为提出中国不会构成对美国威胁，却在网络负评暴增降低其支持声量，故特朗普揭橥反中大旗，具有设定政治议题及选战主轴的企图。
例如5月12日特朗普再度发推文，指中国想等待2020年的选举，期待民主党获胜；特朗普强调自己将会赢得选举，如果非得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才进行贸易谈判，这笔交易将变得更糟糕。
其次，特朗普政府打“中国牌”在2018年中期选举已被运用，且具一定程度效果。为拉拔其选情，展开一系列全方位且拉高层次批判。2018年9月特朗普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然指责中国企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10月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说，全方位且系统性批评中国在区域安全、人权、内部治理、台湾、智慧财产权及科技议题的不当作为；批评中国正利用自己的力量，“以更主动和强制的方式干预美国的本土政策和政治”。
同时，特朗普政府指控中国企图“想换上另一个美国总统”，直斥中国干预美国的民主。特朗普政府指控中方试图使共和党在期中选举落败，意图挫败特朗普连任，恶化美中战略竞争与对抗。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选情明显变好，这也会导致特朗普认为操作“中国牌”是提高其选情的特效药与万灵丹。
最后，中美贸易战双边仍存在三项分歧，争端解决涉及国内法律修正：一、中方认为关税是贸易争端起点，当达成协议时关税须全部取消；二、两国就采购数量产生共识分歧；三、涉及法律文本平衡性，这与国家尊严有关。
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中方绝不会让步，尤其美指中方在文本承诺有变化。一旦中国配合美国进行结构性调整，其内部极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必然群起攻之，中国若过度对美政治让步，恐被抨击为软弱无能政府。
由于中国社会强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及民粹主义氛围，若习近平一味政治让步，恐怕与中国党国体制传统反西方化政策特色有所背离。中国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政党政治，标榜自身为“特殊国情论”的社会主义民主，怎能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压制下而改变内部政策过程？
依据5月8日路透社报道，美方曾在5月3日深夜收到中国政府发出的外交电报，原本双方同意对近150页的贸易协议草案进行重大修改，然中方最后拒绝承诺以国内修法方式，来解决美国关切的结构性问题。这是导致中美贸易谈判急转直下的主要导火线。
具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社评即呼吁以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作为政府后盾。社论指出“中国社会在这个时候要坚决支持国家的应对策略，无论有什么变故，我们都与国家同在。我们要有承受谈判破裂的勇气和耐力，为政府维护我们的核心利益创造良好条件。”面对美方极限施压，中国官媒呼吁公众支持国家应对策略，及与国家同在，为谈判破裂进行预防性心理建设。
总言之，中国必须考虑到若在美国要求下进行结构性改革，进行国内政策及立法修正配套，屈服于美方意志，恐不利于习近平领导威望及党国合法性基础；对美方而言，不断运用中美贸易战试图挑起中国欠缺让步、不信守承诺，适足以符合美方建构中国为“假想敌”的政治需要，同时利于特朗普操作“中国牌”取得选民支持，以拉拔其总统选情。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