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社会援助计划得到了加强，现已惠及25亿多人，其中多为最贫穷、最脆弱人群。但是，应用生物认证科技核实受益人身份，以及整合从民事登记到执法数据库等各种信息系统的压力与日俱增，意味着社会项目可能给依靠它们的人带来新的风险。
私人公司、捐赠机构和世界银行认为，应用虹膜和指纹扫描或面部和声音识别等生物认证工具，再加上数据库的整合，将提高效率，打击欺诈并降低成本。许多政府似乎对此深信不疑。
对于生物认证科技在社会援助计划中的使用，尚无系统性的信息，但对一些重大项目的观察表明，生物认证科技的使用正在增多。在南非，1720万社会补助金受益人获得了生物识别智能卡。在墨西哥，5560万大众医保（Seguro Popular，最贫困公民的公共医疗保险）受益人，必须向当局提供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
全球最大的生物识别数据库Aadhaar位于印度。要想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就必须先加入Aadhaar项目，因此，印度的12.5亿居民已有95%完成登记。博茨瓦纳、加蓬、肯尼亚、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巴拉圭和秘鲁的社保受益者，也必须提供生物识别数据。
存储于某一社会保障计划数据库的生物识别数据，可以通过共同识别标志，轻松地与其他系统连接起来，即使是与社会保障无关的系统也可以，如法律实施或商业营销。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这类数据库整合是被禁止的，因为它对隐私和数据保护构成威胁。毕竟，社会援助计划要求处理大量数据，包括家庭资产、健康状况和残疾等敏感信息。
在许多正在扩大社会保障和生物识别计划的发展中国家，保护个人数据的框架还不完善。但出资人和政府当局常常鼓吹尽可能广泛地整合公共和私人实体的数据库。例如，尼日利亚准备发行一亿张生物识别电子身份证，其国民身份数据库可连通各种其他数据库，包括由执法部门维护的数据库。
在国内和国际上与执法部门共享敏感的社会保障数据，包括生物识别资料的压力，因对恐怖主义和移民的担忧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压力不仅威胁到基本隐私，也威胁到公民自由。再加上疏忽造成的数据泄露或第三方未经授权使用（包括网络犯罪和黑客）的风险，社会保障受益者可能遭到侮辱、勒索或敲诈。
还有一种可能是，敏感的社会保障数据，包括生物识别信息的使用权限可能被授予或出售给私人公司。社会保障当局和私人公司（如万事达卡或威士卡），常常会签署商业协议，为社会援助计划制作智能卡或安排企业接受这些卡。例如，南非的社会援助生物识别卡就是一张万事达卡。
更糟糕的是，这些往往不会公开披露的协议，一般没设信息滥用和误用的补救机制。但最新的媒体报道显示，这些风险相当大。例如，在智利，包括爱之病人和遭遇性侵的妇女在内的数百万患者的医疗记录，被公开曝光将近一年时间。
此外，在南非，私人公司利用数百万社会保障受益人的信息来增加公司利润，损害受益人的利益。在印度，一家报纸宣称，其记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Aadhaar数据库。另一份报告则详细记录了含有敏感财务信息的Aadhaar数字，如何可在政府网站上公开获取。
即使只有政府可以查阅数据，社会保障受益者的威胁也无法消除。据政治学家弗吉尼娅·尤班克斯（Virginia Eubanks）所述，在美国，社会福利发放的自动化决策让政府能够“勾勒，治理和惩罚穷人”。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些威胁还会增加。例如，由于要享受福利，就必须提供数码照片，因此面部识别科技可以让政府利用这些数码照片来辨别获得社会援助的示威者。一个例子就是，马耳他已开始考虑用装有面部识别软件的闭路电视摄像机来防止“反社会行为”。
社会援助计划不重视隐私和数据保护，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些计划服务最弱势群体，他们在维权方面已经处于劣势。根深蒂固的污名和笑贫偏见，往往会让社会上其他享有更多特权的阶层无法认识到这些风险，更不用说为社会保障受益者发声了。许多人似乎认为，如果你接受了“免费”福利，就不能要求隐私权。
社会保障计划的作用正如其名：保护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阶层。要求这些人就此放弃他们的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权利只会适得其反。
仅仅如此便足以作为要求采纳适当的法律框架、建立资源充足的数据保护机构，以及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独立司法机构和媒体的理由。但是，如果人们需要更有力的激励，那便是这关系到自身利益，因为今天最脆弱、最劣势的群体所面临的风险，明天很可能会成为社会各界都要面临的现实。
（作者Magdalena Sepulveda是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副研究员，国际公司税改革独立委员会成员。她曾经担任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