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一周前在北京的中国民航发展论坛上说，未来数十年，我国预计将投入几十亿元提供“能达到最高安全和高效率标准的航空交通管理服务”。对他这个说法可以得出的一个解读是，民航管理系统的更新周期短与提升成本庞大，也许只有像新加坡这样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城市才须要作如此长期的盘算。
新加坡现行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统是2013年投入服务，其成本超过3亿元。说来也只有六年的时间，新加坡已在研发下一代的系统。客容量相等于首三座搭客大厦的第五搭客大厦已在建设中，意味着新加坡对民航业的发展抱着高度乐观的预期。未来航空交通量将越来越拥挤，航空交通的管理也将越来越复杂，新加坡必须不断在尖端科技和人员的再培训上投入更庞大的资金。所以，当区域的航空管理被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炒作成“领空主权”的敏感课题时，这直接威胁我国航空交通枢纽地位。
国际的航空飞行管理的安排其实是飞航情报的安排，非关领空问题，一国的管理范围涉及另一国的领空也是常态。在这档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最后“话事”的是已有75年历史的国际民航组织（ICAO），其中的奥妙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因此，这也轻易被邻国政客和其他别有居心人士利用，以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全球飞航情报区是国际民航组织根据飞行安全而划分，如果纯粹考虑各国领空的问题，飞航情报区就会变成碎片化，不利管理效率和安全保障。由于新加坡地处本区域的中心，柔南和印尼廖内群岛的部分领空内的航空交通归新加坡管理是合情合理的安排，长久以来各方没有争议。新加坡也因为身负区域飞行情报区的管理重任，而非常注重飞行管理的效率和安全。如不久前波音737MAX的两次坠机事件之后，新加坡民航局与业界经过检讨，作出专业的评估，果断地暂停波音737MAX在新加坡机场的起降。民航交通须以安全大局为重，新加坡不能只考虑限飞令对樟宜机场运作造成的巨大不便和损失。国际上的机场当时纷纷跟进这个限飞禁令，后来就连起初还在掩饰错误的美国飞行监管当局也改变立场，波音公司终于承认飞机软件有误。
由于地理位置优异，我国在国际民航业的发展中受益匪浅，樟宜机场的不断扩充给新加坡经济带来多重的增值。但是，管理民航飞行本身并非有利可图，许文远在北京的论坛上特别强调这一点。妥善管理飞行交通的费用庞大，航空公司所付出的费用不足弥补成本。
几年前，印尼某退休将领炒作所谓“飞行领空”的课题时声称，新加坡从管理廖内群岛领空的飞行交通中赚取不小的收入。新加坡马上回应说，新加坡一向把“代为管理”所收到的费用交回给印尼，并未从中谋利。该将领为之语塞，新加坡谋利之说沉寂了一阵子。新加坡把民航飞行管理收到的费用，交回给有关的领空主权国家，是否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或是出于向邻国示好的例外做法？这个问题有待当局解密。若不是当局为了驳斥无理的指责，新加坡人也无从知道这些细节。
印尼要夺回飞行管理权的问题在政治层面上并没有成为历史，即使形象开明，重经济改革与发展，不搞民族主义的总统佐科在2014年第一次上台不久，也要面对国内在廖内航空管理权课题的压力。他曾在内阁会议中发出指示，要在三四年内作好从新加坡手中取回飞行管理权的准备。佐科甫于日前以55.5%得票率赢得总统选举，开始第二个五年的任期，他在这个课题上的立场值得关注。无论如何，佐科的连任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佐科眼前的任务是继续推进他的经济建设项目、吸引外资、治理贪腐、整顿治安、弥合这次选举所造成的社会分裂。他的务实风格跟新加坡领导人合得来，他有另五年的时间，将是两国深化合作的另一个黄金五年。在经济发展和反恐的国土安全课题上，两国有共同的利益，两国合作应该是主旋律。民航管理权的问题也许还会在两国关系中产生杂音，但是围绕这个课题的真相，佐科应该很清楚。
马来西亚自从希望联盟上台以来，首相马哈迪不断拿新马两国之间的旧课题翻炒，柔南领空飞行管理权再次浮现台面也非出人意表。两国已就双方在1974年签订的飞行管理协议成立高层委员会，进行检讨，不久后将召开会议。双方若是从效率与安全的技术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就好谈。但马国若把这个课题当作政治问题，或以此作为其他课题的谈判筹码，则它将会成为一个非理性的争执，徒为两国关系的进展添加绊脚石。
所以，新加坡打出未来几十年投资几十亿元以维持航管高标准的牌，最重要的是在国际上捍卫新加坡的飞行管理权。新加坡不断提高航管业的运作标准，加上多年累积的经验，可以为国际上航管人员的培训做出更大贡献；科技化、智能化的航管系统可在国际上确立新的典范，飞行管理系统的研发成果也可以裨益国际民航界。不断加强国际民航组织对我国的信心，成为该组织一个有用的伙伴，是我国维护航管权力的策略。区域利益攸关的邻国须了解，管理民航飞行效率和安全是长期的投资，不是一时的意气之争。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