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国民党籍总统马英九执政期间，民进党籍县市长包括赖清德、陈菊等人申请赴陆参访计29次，国民党政府不仅未横加阻扰而助其之，借两岸城市交流化解敌意，并无刻意排挤民进党在两岸关系的参与权。
然而，民进党执政之后，由于自身无法与大陆当局进行交流对话，反而批评尤其是反制两岸城市交流、民间社会对话及政党交流，形成当大陆当局“边缘化”民进党当局参与权时，民进党当局又“再边缘化”泛蓝政治联盟，这不仅导致两岸关系恶化、敌对，也造成台湾内部政党对立、冲突，从而撕裂国家认同及社会团结，政党间因国家认同分歧形塑出迥异国家利益界定。
国、民两党在“九二共识”分歧，衍生出两岸路线选择截然对立战略、政策取向：亲中/反中、开放交流/保守封闭，这从反制大陆当局“统战分化”，从而限缩国共论坛及海峡论坛可见一斑。
首先，民进党当局延长涉密人员退离职后管制期限，形同排除国共两党两岸关系主导权，任何两党高层会晤不易举行。国民党批评民进党透过《国家机密保护法》，随时用个人主张、因人设事让法律变成没有平衡性、稳定性、公正性，违背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作法。依据规定，担任过总统、副总统、秘书长、行政院正、副院长与秘书长等职务，及外交部、国防部任职过经核定过绝对机密的首长，依照前述法律规范卸任后三年要到大陆香港访问须经机关核定。
然而，5月7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明定涉密人员退离职后，出境管制期限仅能延长、不得缩短，管制时间最长可达六年。
前总统马英九、副总统吴敦义原本管制期至2019年5月20日可解除，现修正案三读后管制期将再延长三年，这导致马、吴皆无法前往大陆或香港参访，相关国共论坛、海峡论坛及马习会、吴习会国共高层会晤可能性，几乎完全被排除。此种边缘化国民党在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做法，反而致使原本敌对的两岸关系失去泛蓝联盟作为缓冲角色与作用。
其次，大陆当局采行单边惠台措施，民进党当局相对应采取反制措施，形成“磁吸效应”与“寒蝉效应”的相互抗击。5月29日福建省发布《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细化、具体化惠台政策，明订对台湾学生、社工、教师到福建服务的奖励方式及补助金额。5月30日民进党当局即对参与海峡论坛的团体、个人提出示警，形成“大陆惠台措施、台湾反制吓阻”恶性循环。
陆委会改变原对海峡论坛立场，2018年提出“不鼓励、不禁止”地方县市政府组团参加，且在举办前一周始表态；2019年改成“不乐见”，在论坛召开前两周表达立场。民进党当局在泛蓝政治联盟、个人、团体参与会议一周或两周前表明其紧缩立场，其实相关会议已准备就绪，同时祭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宣称参与的政党团体若“妨害台湾安全利益”，最严重可以处以解散。
这种“妨害台湾安全利益”概念仍属相当模糊不明确，是一种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其最终解释权仍在执政当局。尤其执政者标签化海峡论坛目的为“统战分化”，试图制造吓阻性“寒蝉效应”，借此“反统战分化”产生解离“磁吸效应”作用。
最后，国民党质疑民进党当局态度“蛮横与高傲”“轻蔑以待”“不守法且毫不尊重”卸任副总统的作法，此将恶化政党互动关系。
由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无法赴陆出席国共论坛，因此国共高层决定延办论坛。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涉及国家机密核定人员、办理国家机密事项业务人员与前二款退离职或移交国家机密未满三年之人员，前述人员出境，应经其(原)服务机关或委托机关首长或其授权之人核准。吴敦义依照上述规定向总统府申请赴陆参加国共论坛，民进党当局却非以原服务单位而是委托机关内政部寄送“处分书”告知“不予许可”。
在吴敦义管制期届满之前，民进党又以立法院多数优势强行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修正案，将涉密人员退离职后须管制期限延长，从三年得延长一次，最长管制六年。
国民党质疑民进党采取政治操作方式，人为设下程序性障碍，并不尊重法制及轻蔑国民党籍政府领导人。这种不尊重具国民党籍身分卸任正、副国家元首，已非第一次，前次由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发函告知延长管制期限二年至2021年5月19日，此举并不合乎相关法令规定。民进党运用修正法律规定，限制国民党领导与大陆当局交流对话，这将恶化政党互动关系及强化对立。
若国民党执政同时掌握立法权与行政权，由于先前对于前述相关法律规定之修正，双方并无共识性，恐国民党一旦执政也会试图修正之；甚至未来也会“以牙还牙”限制或规范民进党政党行为。
这不仅不利于台湾政党政治及民主政治发展；同时由于政党恶斗、分歧国家认同、冲突国家利益观，使政党政治及民主政治并没有成为支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资产，甚至反成为负债。
（作者是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