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政治领导层又一次处于世代交替的关键时刻，第四代领导班子（4G）正在积极筹备接班。与此同时，社会也处于一个关键性的世代交接的发展阶段，建国和立国一代的老去，以及新生代的成长，也即政治学者所谓的物质主义世代和后物质主义世代的交错时刻。


由此出现两个很紧要的问题：第一，4G领导班子要如何与国人建立新的粘合（bonding）关系？第二，是如何调和不同世代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极具挑战性，也可以说事关新加坡政治未来的可持续性。


如何对应这两个问题，4G团队看来已经胸有成竹。副总理王瑞杰日前在“群策群力，共创未来”对话会上的讲话，既点出了问题，也向与会者勾勒出应对的思路，由此也开启另一次的全民协商程序。


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人们经常引用林肯的说法，就是民有、民治和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但对这个表述的理解，人言言殊，具体该怎么做，也没有举世皆准的模式。


王瑞杰的说法是：与民、为民和为新加坡（working with you, for you, for Singapore）。他认为，接下来，我们从一个基本上专注于为民的政府，转向一个与民协作为民（和为新加坡）服务的政府（a government that works with you，working with you，for you）。但不管怎么说，关键是政府要能有效执政，治理好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政府和人民之间也自然地建立起互信，这一来民主政治也就能有效运作。


王瑞杰关于与民和为民的论述揭示，4G领导班子将会采取更多与民协商的方式治国。这是因为新加坡社会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复杂，治理方法也必须有所演进，以适应新的社会情况。事实上，从建国总理李光耀到吴作栋，从吴作栋都李显龙，每一任新总理都有新的执政作风，最明显的改变是从威权式到协商式。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民主治国，协商很重要，但协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达到集思广益和凝聚共识的手段。如果协商的结果无法凝聚共识，那不管有多少协商都属徒劳。政府与人民的互信显然也不是单靠协商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政府要赢得人民的信任，说到底还是得靠政绩，也即良好执政能力的结果。同样得，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终极考验也是政府的执政能力。就此而言，4G团队未来的治国任务艰巨，考验也空前严酷。


与民协商并不是新东西，在吴作栋时代就已经有了民意处理组（现在改称民情联系组）的正式渠道。接下来政府将设立公民咨询小组（Citizens’ Panel）作为新的对话渠道，针对几个具体课题听取民意。协商是好事，但值得关注的是，在社会变得更加多元，意见变得更加复杂，必须调和的矛盾也更多的情况下，存异求同和凝聚共识的过程是否也会更加冗长和困难。


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到当前社会的复杂性。其一，是年长人口大增，他们有着和年轻人大不相同的需求。其二，是社会发展和进步了，但有部分人并没有完全赶上，因此也需要特别的帮助。新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的出现，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包括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其三，是人们的看法和价值观同样也已变得更加多元，比如关于同性恋、言论自由、移民与客工、环境保护等课题的论述显得更加突出。


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指出，战后以来，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更有安全感，这种客观生存条件的改变导致了世代间的文化改变，也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世代，他们把宽裕舒适的生活当作理所当然，因此，老一辈（也称物质主义世代）求生存的价值观也被“自我表达的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所取代。由此产生新旧世代的矛盾。


这样的分析与观察不无道理。在新加坡，我们现在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代际之间的这种价值观的转变。要怎样做才能调和这种世代间的矛盾，确保大家能够继续存异求同而不会分化或分裂？政府与民协商，必须在这些课题上寻找答案和共识。


世代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是当今诸如美国和英国等民主大国政治紊乱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因而出现了走民粹路线的特朗普总统，英国则陷入了脱欧的困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截至目前为止，这些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都没法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因此而逐渐失去选民的信心，并转投民粹政党的怀抱。这是危险的发展趋势。


新加坡不能也陷入这样的政治窘境，我们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调和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当前世代之间的矛盾。毕竟我们只是一个弹丸小岛，一个城市国家，根本没有像美、英、德等大国那样的承受能力。它们可以比喻为航空母舰或巨型集装箱货轮，我们充其量只是摩托舢板。


因此，4G团队必须能带动人民，正视客观生存条件对我们的制约，认识到虽然我们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更高阶段，但还是没有条件做一个“普通的国家”，我们的选择依然是非常有限的。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只能选择继续团结一致，依循非常新加坡式的生存之道。我们固然可以有更多的对话、更多的协商，但却不能有对话而无结果，有协商而无共识。


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几乎都面对这样的窘境，因为两党总是意识形态对立，在各种政策课题上各执己见，无法妥协，最终不仅形成两党对峙的局面，也导致社会撕裂，政治失灵，要通过协商寻求共识几如缘木求鱼。作为一个城市小国，不幸中之大幸，是建国一代政治领袖为我们缔造了独有的政治文化，为新加坡带来善政善治以及良好的政治生态。


我们有相当特殊的一党主导的民主，它使协商变得更加可行。执政党由于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掣肘，没有僵硬固化的思维，犹如大海，有包容性，可纳百川。因此，我们应可乐观期待，新一轮的对话协商，将会和上一次的全国对话会一样，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