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期的《纽约书评》杂志中，历史学家亚当·托泽（Adam Tooze）指出，“纵观整个美国政界，如果会在什么问题上达成一致，那就是有必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是对的：在中国这件事上，战争鹰派，自由国际主义者和只会责怪他人的群众，都倾向于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美国须要保护其在世界舞台上的相对地位，中国的地位就必须被削弱。
然而，这是应对挑战的错误方式。在短期内（一到四年），美国的确可以通过关税、技术采购禁令和其他贸易战政策，对中国造成极大损害。但这也会大大自伤其身；最终，中国遭受的损失将不会太大。中国政府可以采购原本计划出售给美国的本国制造产品，以防止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但对于因失去中国市场而失业的美国工人，美国政府却无法这样做。
在中期（五到10年），美国将面临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将开始用欧洲和日本的客户和供应商取代美国人。与此同时，一个刚刚破坏了对华关系的美国，将很难说服其他国家接替中国成为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毕竟，成为全球的荒谬蠢货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见，美国试图对华“强硬”的做法，可能会加速其自身的相对衰落，实际上是使中国成为它已接近实现的准霸权。至于美国在地缘政治甚至军事上的选项，已经所剩无几。采取混乱单边行为两年多后，特朗普政府已经浪费了所有与其他国家合作遏制中国的机会。
在特朗普2016年意外胜选后，那些声称支持自由贸易和美国软实力的国会共和党人，本可以尝试对新政府施加限制。相反，他们沆瀣一气，从此成为特朗普的追随者。两年后，美国的联盟遭到严重削弱，甚至比前总统小布什发动那场灾难性战争之后还要糟糕。美国将永远无法恢复它在2000年的地位，甚至可能无法恢复它在2016年所享有的脆弱、但仍然稳固的地缘政治地位。
至于军事选项，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正在设想发动一场偶有代理人热战的新冷战。然而，没有人真正知道21世纪的冷战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认为，这不会涉及核对抗、大规模部署常备军、在殖民地领土煽动武装叛乱，或是具备原版冷战特征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帝国冒险主义。（人们希望）“确保相互摧毁”的局面，仍然能阻止核战争的发生或常规军力的动员，况且现在也不存在什么殖民强国了。
人们只要考虑到所有与网络战相关的“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任何可行的模式可以遵循。据推测，大国冲突会以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谓的“其他方式的政治”的形式出现；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除了诉诸政治本身，采用政治以外的任何手段都是愚蠢的。
那么，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来巩固其相对于中国的地位呢？
首先，美国可以证明，它拥有一个比中国更有能力，也更廉洁的政府，而它仍然是一个坚持法治的健康民主国家。它还可以通过向世界各地的人员伸出欢迎的双手，敞开胸怀接纳各种思想，并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来增强其高科技领域。它可以证明自己能够克服政治僵局，修复分崩离析的医疗保健系统，更新其基础设施以配合本世纪的发展，并投资于新能源。它最终可能会开始限制超级富豪的过度政治影响力。它可以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再次成为一个所有公民都享有比其前人更高生活水平的社会。
简而言之，如果阿尔·戈尔（Al Gore）赢得2000年总统大选，如果希拉莉击败特朗普，如果共和党没有放弃其爱国主义，美国可能会开始成为它理想中的样子。这样一个美国将得到全世界的尊重以及足够的外交实力，可以与崛起的中国达成具建设性且战略上合理的契约。为了应对本世纪决定性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必须着眼于国内，而不是国外。
（作者是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原载《商业时报》。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