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修改《逃犯条例》引发的社会抗争一发不可收拾，街头怒火越烧越烈，示威者昨天还包围警察总部。这次的社会运动可谓2014年一连79天的占中抗争行动的升级版。
香港的街头斗争跟台湾的街头斗争有根本的差异，台湾更多的是政党之间的恶斗，他们视之为台湾式的民主，甚至以为他们的政党轮替可作为其他亚洲国家的模范。而港式的街头斗争，固然有建制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冲突因素，更多的是突显特区人民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特区人民对北京缺乏基本的信任，对中国法治的不放心和排斥。
修例事件提供了一个爆发点，即使没有修例风波，特区民间的不同利益集团也可以制造其他机会，以其他议题刻意加剧特区与中央的矛盾，再加外来势力的干预使得香港局势更加复杂。特首林郑月娥这次为修例花几个月时间进行民主议会的程序，反对阵营不让她完成民主程序，而在议会之外，务必迫使这项修例胎死腹中。
一些新加坡人这些日子以来都非常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对示威的年轻港人的暴力倾向和“港独”诉求感到难以理解，摇头叹息者有之，批评谴责者亦有之。除了外来势力的煽风点火之外，香港自有其长期的内在不满因素。
自1997年回归以来，最受港人关注的住屋问题都在历任特首的政治议程上，直到今天，香港年轻一代普遍还是在狭小缺乏个人隐私空间的环境中长大，在网上可以看到不同的香港电视台来新拍摄过、介绍新加坡组屋成就的纪录片，新加坡人的住屋条件一直为港人所羡慕。香港在广州、深圳和上海快速发展中被边缘化，港人在物质上和政治诉求上的欲求不满，成了香港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线。
曾几何时，新、港曾经是经济竞争的“双城记”，然而，今天的香港让人看到：社会因不停的争论而撕裂，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恶斗起来就不顾一切，受冲击最大的是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
社会安定是新加坡建国以来最值得国人珍惜的资产，社会的多元性和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则不断提醒我们社会和谐须要不断添加润滑剂，这已是政治领导人在任何对话和政治论述中不可或缺的主题。
加强和谐社会的共识，扩大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共同空间，政府的努力显示新加坡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具有其脆弱性。首届社会和谐国际大会正在本地举行，来自40个国家的约1000名代表与会，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这是国际上罕见的不同宗教交流的盛会。哈莉玛总统在大会晚宴上的演讲中强调“包容、对话与交流，以及共同利益的建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总统的讲话表达了第四代领导的思路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上周末在一场400人参与的对话会上，以我国开国元勋、前副总理拉惹勒南所提倡的“以行动彰显民主的社会”（democracy of deeds）为第四代领导的目标，“带领国民过渡到每个人都积极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结合大家的力量， 在一些领域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从对话、交流中吸取民意，为政策提供人民的视角，出发点是拉近决策者与政策受众的心理距离，提高政策的接受度。王瑞杰的说法标志着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转型。
在美国，自19世纪以来便流行所谓的Town hall meeting（市政厅论政会议），让政治人物有机会跟地方上的选民直接面对面讨论国计民生，以及未来的立法事项。市政厅会议未必就在市政厅举行，会议地点可以是学校、教堂或是电影院。我国第四代领导班子曾在2012/2013年，以及2015/2016年主导过全国对话，他们正式接班在即，但还得经过一次大选，全国对话似乎成了争取选民明确认可的平台。过去的两次新加坡式的“市政厅论政会议”是否已建立起第四代领袖与人民之间的新型关系，未来的对话会也许可以看出端倪。
王瑞杰的最新表态进一步显示第四代领导要与人民发展出“伙伴政治”，其关键仍在于“互信”，表现在施政上就必须是处处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善政，是一种柔性的政治呼唤。表现在作风上，又必须体现出一种外柔内刚，既亲民又不为民粹所左右。
第一代之后的领导班子其实都在寻找一种刚柔并济的政治艺术，第四代领导层今后能否在政治艺术方面加以完善，对他们是一种全方位的考验。考验他们在维护第一代领导确立的基本治国哲学的同时，能否以新视角审视许多老问题，能否为老问题找到新的解决途径。其中最棘手的无疑就是人口问题，不管是650万甚至是1000万的人口目标，政府的思考有其合理性，但民间却不给力，使人口生育率一直无法达到替代水平。
不少国家的情况让人看到弱势执政党只能在国会中跟反对党寻求一种联盟关系，彼此互相平衡或制衡，以致影响到执政的效率。如今年4月间复活节当天，斯里兰卡发生三座教堂四家酒店连环恐怖袭击，就暴露其弱势和分裂的政府根本就无法有效对付恐怖主义。
过去这些年来，李显龙总理的“包容政治”，加强了社会和谐，也给新加坡的外貌带来新的气象，政府通过各种名堂的翻新计划让组屋区保持年轻，然而，促进社会的年轻化，提高社会的活力仍是一项艰巨任务，这将是第四代领导的“伙伴政治”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