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份《联合早报》的有关报道里，本地学者把在新加坡创立的上海书局和世界书局误解为是中国书店的分店，后来报章言论版刊出相关书局关系人的署名来函，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为了防止以讹传讹，笔者在此根据所阅读过的史料以及当事人的口头讲述，将近百年前本地书店业的景观作一复述，大概也不是多此一举吧。
最早在新加坡出现的两家中文书店的确是来自中国，它们分别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始创于清末的1897年，中华书局创立于民国元年的1912年，这两家书店不久便发展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出版商号。
两家书店同一时期开始在新加坡拓展业务，先是通过本地的中国国货公司给本地的新式学堂提供教科书，然后待业务扩大后再各自注册公司设立分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总部设在上海，它们在新加坡的分馆早年都设在大坡（编注：桥南路）一带。
1924年，19岁的周星衢从上海出发，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在靠近海港的丹戎巴葛开设了世界书局的前身正兴公司。1923年，上海三友实业社职员陈岳书被派赴南洋及新加坡，次年出任中华商店经理一职，往来星马泰及仰光棉兰各埠之间推销中国商品。
1925年，陈岳书和妻舅王叔旸等人创办的上海书局，在水仙门大葛街的中华商店楼上开张营业。借助这些中文书店的网络，中国五四运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也给远在东南亚地区的当年侨民带来了新思想的传播火种。
颇有意味的是，这四家当时在本地颇有影响力的华文书店掌门人，都是所谓的“三江人”，与本地的祖籍为福建、广东和海南的大多数华族同胞相比，三江籍人士在本地是属于少数派的后来者。那时候民间华校纷纷设立，而华文书店也成为南来的中国文化和教育界人士的歇脚点和“职业介绍所”。也正因为此，上海书局后来受到日本特务的特别关照。
1929年，上海书局迁至小坡大马路（编注：桥北路）349号。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工厂遭遇日军炸毁，损失惨重，不得不结束它在新加坡的营业，到1940年新加坡分馆才复业。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委托上海书局为其南洋特约发行所。在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之后，上海书局大量发行有关宣传抗日的新书刊，与当时南来的文化界人士如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等人过从甚密。
据上海书局第二代负责人陈蒙星的回忆，当时店铺的右边是一家药房，而左边则是一间日本人开的理发店。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理发店里的日本伙计摇身一变，着装宪兵制服，闯入隔壁的上海书局抓拿抗日分子。好在书局主要负责人都已经疏散逃亡，但是王叔旸和郭后觉还是不幸被日军逮捕。
王叔旸出狱时濒临死亡，而郭后觉则被迫害直至惨死狱中。战时上海书局的店铺还中过日军的炸弹。在整个日据时期，新加坡的华文书业完全停顿，有些门市勉强以售卖文具和旧书开门营业，才得以存活下来。
二战胜利后，日军投降，英国人返回新加坡。劫后余生的华文书业界人士又开始回到新加坡，重上自己的岗位，重整各自的业务。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的发展，新加坡华文书业磕磕碰碰地走过一个世纪，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尽管其中的故事跌宕起伏，但是它所展示的不屈不饶、奔腾不息的文化精神，却启人心笛、源远流长。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