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网上流传不少有关香港示威、暴动的视频，其中令我深有感触的是，一个香港青年在视频中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父母，说当他们这些愤怒青年走向街头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却躲在家里看电视，拒绝出来支持他们的抗争行动。语气颇为尖锐，一脸“反骨仔”的样子，完全不把父母看在眼里，他们自以为是，无法理解他们的父母对政治现实的不同感受和看法。


下周一（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的22周年日，湾仔金紫荆广场将举行的升旗典礼，很显然又会是另一个示威者闹场生事的机会。网上已经有人号召罢唱国歌，甚至以唱圣歌或是其他国家的国歌制造混乱。


香港的街头怒火表面上是由“逃犯条例”修改法案所点燃，但其深层的引发因素一言难尽。有说西方人权组织、美国CIA的公然煽动和资助，加上一些反中共的政治人物和媒体人的里应外合；有说是，港人的确是对修例后果的真实恐惧；有说是港青的民主情绪高涨，并有互联网社交媒体力量的推波助澜等等。不管是阴谋论、恐惧论、觉醒论，都无法完全解释港青愤怒的深层根源。


香港的街头怒火短期内无法扑灭，香港不满现实新一代的暴力倾向，为各国政治领导人、学者提供了一个最新研究个案。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玫瑰与橘子革命、伊朗的失败收场的绿色革命，到突尼斯和埃及塔利尔广场起义，都发生在互联网的时代，起因各有不同，唯一相同的是，社交媒体助长世界多个地方的反政府情绪。香港反政府的年轻一代也想搞颜色革命，“修例风波”仅是提供了一个借口，新一代港人缺乏身份和政治认同感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美国著名政治与社会学者福山教授（Francis Fukuyama）在去年出版的著作“Identity”（《 认同感》）一书，最后一章探讨当今时代许多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动乱的因素。他说：“从新的民粹主义运动、伊斯兰战士到大学校园里的争议， 认同感是今日许多政治现象的深层主题。”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不像历任美国总统，只是空谈给贫穷和弱势人士“尊敬与尊严”，却没有采取行动减轻社会上的不公平，唯有他提出了富有人情味的医改计划“可负担的医药法令”，帮助贫穷人士得到医药的照顾，不论穷人的肤色或是认同感，受惠的不少是黑人和美国南部的白人。然而，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的共和党蹦出了一个特朗普，以花言巧语，玩弄认同感政治（Identity politics），博取了贫穷白人和工人、农民的选票。他一上台之后，第一枝箭便是把奥巴马医改计划射下。


福山认为，“认同感政治使得一些目标崇高的政策难以贯彻始终”。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围绕着宏观经济，进步的左派就扮演起保护弱势者的角色，迫使国家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当新加坡几年前开始把更多国家资源转向帮助穷人、弱势者，强调更公平的“起跑线”的时候，人民行动党政府被形容为“左倾”。不论“左倾”是否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政府更应该担心的是他们可能不知不觉地往民粹主义的方向越走越远。


我国政府从第一代领导讲“硬道理”、第二代领袖讲“协商政治”、第三代讲“包容政治”，到第四代领导班子讲与民沟通， 给人民在决策过程更大话语权（我在上周末的文章里姑且形容为“伙伴政治”），其中一条贯彻不同世代的思想主线是建立国家认同感。第一第二代谈认同感时，重点是发展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各种族的认同被有意无意地削弱。到了第三代谈认同感比较具包容性，因为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多元色彩逐渐被淡化，社会单元化的危机开始显现，认同感的建立逐渐变成了一种认同感政治。


认同感政治有其两面性，在单元种族单元宗教的社会，如日本和回教国家，认同的对象比较单一，认同感政治是团结国民、巩固国民身份认同的利器；但在多元种族国家，如美国的移民社会、新加坡的多元社会，认同感政治可能是双面刃。从政者可以利用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身份认同争取支持，当国家领导人以认同感政治推进自己的政治利益，而非国家利益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分裂。今天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是个分裂的社会。台湾的政治也是在统独问题上明显对立的两个阵营，皆以认同感政治争取各自的基本盘。今天香港的乱象已导致社会伤痕累累，人心涣散。


“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认同感，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可被利用来分裂，也可以用来凝聚，最终它可以弥补现在流行的民粹主义的不足之处”，福山教授在本书的结语对新加坡很有启示，不同种族、信仰、教育背景和社会阶层，都可能在自己的不同圈子里有不同的认同感，这是无法否定的政治现实。


我国第四代领袖必须继续发扬李显龙所领导的第三代的“包容政治”，并将之结合到他们的“伙伴政治”里头。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各自的不同认同感，而且可以不断扩大。就以华族而言，方言籍贯和宗亲关系发展出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感，校友会也是一个凝聚认同感的组织。这些因教育背景、宗教和职业等等来划分的认同，跟更大的国家认同感并不矛盾，国家认同感是建立在社会上种种不同的认同感之上。第四代领导未来的重任，就是巩固良性的“认同感政治”，让新加坡的多元性成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动力。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