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香港立法会大楼在星期一（编按：7月1日）晚上被暴徒洗劫和破坏的电视画面，新加坡人在悲伤和困惑中，一定在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或许也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警察会撤退，让戴着头盔、护目镜、口罩和自制盔甲，手持铁马和铁支的全副武装暴徒肆意妄为？


第二个问题是：香港政府乃至北京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警察为什么撤退？


新加坡人会问第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英国警察不捍卫英国国会的神圣性，或者我们的警察允许国会大厦被占领。这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毫无疑问，香港警方没有仓促行动，也没有惊慌失措地撤退。虽然只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她的高级安全顾问清楚地知道为何下令撤退，但其中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必然是避免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或者更糟的是人命伤亡，无论可能发生的情况如何。


面对批评，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事件发生后说，警方在突袭前保卫立法会大楼近8小时，并遭到抗议者及其“暴力手段”的“围攻”。在解释这一情况时，他说，抗议者破坏电箱导致停电，阻碍了警方的行动。警方还担心，抗议者早先对警察发动的“毒粉袭击”可能会重演。他解释说，考虑到这些因素，警方决定暂时撤退。


可以肯定的是，撤退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必会是大规模增援，然后直接地对暴徒发起全面的猛攻，接着是一场血腥的战斗，这将导致大量人员受伤，甚至死亡。这可能会导致暴力瞬间升级，其后果不堪设想。


没错，虽然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镇暴警察在砸头时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但很明显，香港还没有人准备逾越这个界限。或许，除了那些旨在挑起北京的镇压、进而招致全球对中国的谴责的人。


在这起事件中，当局认为克制才是勇气的表现，于是撤出了大楼，直到几个小时后才回来。此时，不仅仅是神圣的议事厅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损害了香港维护法治的声誉。


然而，就仅仅是为了缓解紧张局势而已吗？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否可能是，让抗议者中的暴徒为所欲为可以达到政治目的，即让普通香港市民（包括成千上万的和平示威者，他们受到持续不断，手法巧妙，针对拟议的引渡条例的危言耸听言论的摆布）认清，那些煽动暴力攻击每一个权威象征的幕后黑手的阴谋？


任何有理性的人，只要看了暴民疯狂行径的视频，都会认为袭击立法会大楼是经过策划和协调，并得到充足资金支持的行动。只要考虑一下这个事实：许多暴徒都戴着同样的黄色安全帽，估计每个就要价300港元（约52新元）。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香港政界反对派人士却将暴力和破坏行为合理化，认为这是年轻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甚至是绝望的反应，因为林郑政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因此，这里是否存在精心的权衡，即让立法会大楼被破坏和警方的声誉和士气受打击，以换取在民心的争夺中赢得公关胜利？尽管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激进、暴力倾向的示威者，对陷入困境的林郑政府来说，会是一个可喜的发展，但要说警方撤退纯粹是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即使不是太愤世嫉俗，也是纯属猜测。


潜在的问题


现在，随着催泪瓦斯的气味逐渐消散，以及对袭击和破坏立法会大楼的暴徒的谴责有增无减，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在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除非香港的法律和秩序在未来数周或数月出现大规模崩溃，否则北京方面不可能公开干预，尤其是台湾明年将举行总统大选，而中国与美国的争端远未结束。


倘若北京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做法可以借鉴，它可能已经指派小组研究香港政治危机的方方面面，并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政策选择。


希望这些专家在进行实地考察时，能与香港社会各阶层人士交流，而不只是商界的领军人物；后者应该为当前的这场危机负上大部分的责任。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控诉？在香港，造成年轻人和成年人普遍感到疏离的核心原因在于，他们在这个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利害关系，这直接导致了持续的政治不满和动荡。


这种可悲的状况是由贪婪的房地产大亨及其商业伙伴造成的，他们让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房租变得极其昂贵，更不用说买一套像样的房子了。


历任香港特首都明白，负担得起的住房严重短缺将成为香港的祸害，但长期以来，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总被房地产大亨组成的集团所阻挠。在当前的危机中，年轻人的愤怒可以归因于这一不幸的失败。


果断地解决这一问题，让大多数香港人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不必承担需要两代人才能还清的贷款负担，在消除许多年轻人的绝望情绪方面，将比任何有关政治改革和更积极回应民情的施政的言论更有意义，也更有效。


房地产集团对经济的控制，以及其在选择特首方面的过度影响力（因为在房地产大亨与谁合作方面，北京会听取他们的意见），阻碍了林郑及其继任者争取让年轻人有机会买房、使他们的利益与社会挂钩的努力。


解除房地产集团对解决住房短缺政策的绑架，是成功说服年轻人不要放弃对香港的希望，并在沮丧和绝望中伸手拿起大锤的关键。


除了填海造地计划外，林郑已采取另一项措施，宣布政府有意收回粉岭的高尔夫球场，以兴建公营房屋，供逾30万户家庭居住。


她在加快住房发展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但只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全力支持，才能做到这一点。北京必须更新其旧有思维，即仅靠大企业的支持就足以维持“一国两制”。


除了解决年轻人感到疏离的根源，从最近的一系列抗议和骚乱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另外两个明显的教训。


首先，须要对教育制度进行彻底的审视，以理解为什么整整几代从这个教育制度出来的年轻男女都不承认自己的国家，不加批判地大力拥抱西方式民主，即便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美国，以及可能很快就会被鲍里斯·约翰逊带入灾难的英国，西方式民主的缺陷是如此显而易见。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政治化的教师和讲师正在向学生灌输这方面的思想，那么他们就应该被撤职。


另一个教训是，迫切需要立法取缔蒙面抗议。毫无疑问，暴徒认为他们的面具使他们免受惩罚，因为他们无法被辨认。对此加以禁止，他们在扔砖块之前，就会三思而后行。


制定法律禁止公众在抗议活动中使用口罩，并没有什么激进之处。在美国的许多州，以及法国和比利时等许多欧洲国家，都已有这种法律。在这些司法管辖区中，违反这一禁令的最高刑罚是可被监禁10年。


香港立法会议员葛珮帆已经呼吁制定这类法律。立法会的泛民主派反对党议员可能会反对。看看他们能拿出什么论据，来反对这一符合公众利益的明智举措，将会很有意思。


在周一晚间发生可耻的攻击事件之后，大多数香港人可能会支持葛珮帆的呼吁。


（作者是《海峡时报》前总编辑）


原载7月5日《海峡时报》，黄金顺译


警方为何撤出立法会大楼？政府能否打破房地产集团的垄断，改革住房市场，让年轻人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