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两国状况，标识着现在的日韩两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所处现状。首先说一下韩方的问题。其实，韩国政府早在2018年10月，日韩间爆发了这个问题的争议之后，在政府内部就与上次相同的“财团”方案进行了协商。然而，韩国政府在2019年初否决了这个“财团”方案，将其暂时正式撤回。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日方加强外交攻势而发生了变化。进入2019年5月，韩国政府开始暗示自己正在讨论“财团”方式，法院的律师团也开始赞同。
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韩国政府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这个方案。原本韩国政府一旦放弃“财团”方案，是因为考虑到由司法部判决所决定的补偿，如果替代既经决定的补偿本身是个问题。另外，由于设立“财团”，或许更多原战时朝鲜人劳工会站出来要求补偿，唯恐补偿范围会无限扩大。并且，这些韩国的“国内”问题，到这次提案为止没有得到任何解决。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在提出这个提案当时，韩国政府没有经过与诉讼当事人进行充分协商。文在寅政府在围绕日韩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上，屡屡提倡“当事者中心主义”，但政府与因殖民地统治而来的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却并不顺畅。比如，该政府推进着基于2015年末的《韩日慰安妇协议》所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的解体，但结果是，当初被约定的支援金，并没有送到原慰安妇的手中。
文本开始提到的“征用工”问题的当事人情况也是如此，韩国政府不回应和日本政府的协议，时间空过去半年之久。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地统治结束之后已过近74年，当事人的年龄已经大多数超过90岁以上。在日韩两国政府持续对立之际，当事人却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这个世界。笔者认为，坐而视之怎么称得上“当事者中心主义”呢？
当然，围绕历史认识问题，日本政府也保持着强硬的态度，把问题一直未解决的理由，单方面强加给韩国方面也是错误的。重要的是，要坦诚地面对在殖民地统治中受伤害的当事人，按照他们意愿来解决问题。
正因为如此，日韩两国有必要坦诚地进行外交谈判。现在，日本政府要求的有关《日韩请求权协定》的解释的外交协议申请和仲裁委员的选定，是依据《日韩请求权协定》所规定的手续，韩国政府对此有回应的义务。但是，如果在接受外交协商的承诺上，单方面加上自己的条件，或许是故意强加给让日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把谈判停滞的责任推给日方，缓解来自国内的批评。目前韩方的做法被如此解释也不为过。
按照既定的方针，根据《日韩请求权协定》，日本已经进入选择第三国来选定仲裁委员的阶段，如果超过韩方回答期限30天后，日本就可以向国际司法法院单独提起诉讼。当然，在国际法院开始办理手续时，需要日韩两国同意，如果韩国政府不同意，任何手续都无法开始。
日本政府为解决问题而不惜采取经济施压的态度，对此，如果韩国政府再采取报复措施应对，离解决问题的路将会越走越偏，负担将会进一步强加给当事人。希望代表东北亚民主主义的日韩两国，能够冷静地在外交上进行磋商，成为周边国家的榜样。
（作者是神户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