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有一部灾难片《日本沉没》，轰动一时，它对日本这个岛国的生存提出了深刻的探讨。该片改编自小松左京的同名小说，作者花费了九年时间搜集资料，小说刚一出版便大卖百万本，小说与电影进一步提高了日本人的危机意识。日本沉没海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它触动了日本人心灵最深处的恐惧。
日本位于地震活跃区环太平洋火山带，从古至今，地震频仍，生命的无常塑造了日本人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以及高度的生存危机感。因此，扩大领土， 为大和民族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为日本发动亚洲侵略战争提供合理化的依据。
自20世纪以来，日本发生的7级以上的大地震近20次，如：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夺走14万条人命，是日本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次；2011年东北太平洋近海地震，日本史上最大规模地震，死亡却不足2万人；2016年的熊本县地震，死亡200人。从过去的记录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靠海的大地震往往引发海啸（海啸tsunami，便是来自日语），而年代越近的地震，死伤严重性越轻。
日本人的多灾多难，导致他们对现代建筑的防震有非常高的要求，同样严重的地震若发生在其他国家，死伤远远超过日本。
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地震和海啸发生时的逃生保命的训练，从家庭、学校做起，整个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非常严谨的紧急应变与救急措施。
相比之下，新加坡人必须感谢上天眷顾，没有地震、风灾；本区域发生海啸时，苏门答腊岛也成为新加坡的天然屏障。与天灾无缘，是新加坡人最令外人羡慕的一点。
自建国以来，政治领导人不断向新加坡人灌输危机意识；缺乏天然资源和土地，是新加坡的软肋。所处的地缘政治，也使新加坡人对国家安全得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居安思危的社会教育从未松懈过。然而，多年来的安定繁荣，难免让不少人抱着“天塌下来可以当被盖”的心理。
李显龙总理在8月18日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花不少时间描述气候变化，海平面持续高涨，新加坡将面对的严重生存危机。如果，新加坡什么都不做，“水漫狮城”的情景也可能是再过50年至100年，后世子孙才会面对的浩劫。从历史的时间长度来看，百年仅是瞬间，这已是新加坡的燃眉之急，不能等待大难临头才来抱佛脚。
总理说，新加坡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保护个别大楼和发展项目，例如：把新的地铁站入口处垫高，新的发展项目必须建在高于平均海平面至少四公尺的地方。
滨海蓄水池和滨海堤坝，已是市区的地标，它肩负保护市中心地区免受淹水之患的重任。滨海堤坝今后还要增添水泵房设施，以容纳七个巨大水泵。堤坝建得那么高有其作用，遇到涨潮和滂沱大雨的情况，该处水泵就会把滨海蓄水池的水抽出来排入海里，并把落在市中心的雨水排入滨海蓄水池。
东部海岸线将参照荷兰的模式，建立另一道防波防潮的防线。荷兰有约27%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即荷兰人透过填海获得的土地，叫做“圩田”。总理说，东海岸除了建造荷兰式的圩田之外，也可能考虑其他方法，例如：从滨海东一路至樟宜的岸外填海造岛，之后，把这些岛屿与堤坝衔接在一起，在它们后面造出类似滨海蓄水池的淡水蓄水池。新加坡将因此增添一个很大的蓄水池，我国应对水源问题的能力也将提升，我国的“四个水喉”政策也会变得更可靠。
既防波防潮，又可以储存淡水，乃一举两得。但这即刻给人留下一个疑问：填海的泥土从哪里来？这是新加坡今天碰到的棘手问题，将来的情况未必比现在乐观。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但沙土的来源不一定是钱所可以解决的。
总理估计，未来百年的治水需要1000亿元，我们是假设新加坡将数十年如一日如此这般生财有道并谨慎理财。即使人民行动党是万年执政党，恐怕也不敢确保防海政策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当经济前景暗淡时，可能削弱人们对防海建设的支持度。
古代的农民社会，人们从生活经验中悟出风车汲水灌田的基本水利工程原理，这是荷兰人从生存危机中得出的生存智慧。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即治国，他的“改堵为疏”的超时代治水理论，启发了后世的治水技术，成为后世景仰的圣人。中国历代不断与天灾抗战，水利工程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治水是名垂青史的功业。
宋朝不乏治水有功的文人政治家，如范仲淹曾在江苏东南海岸修筑了“范公堤”；他修治太湖时也总结出：“浚河、修圩、置闸”的经验。王安石在改革旧法时制定一套《农田水利约束》的法律，掀起各地展开水利工程的风气。
从荷兰到中国，古代抗潮防海，防洪排涝，给现代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人要与天斗，就必须抱着“人定胜天”的决心。“人定胜天”并不是说人“一定”会胜天，而是说“人定”了（社会安定了），才能齐心合力克服天灾。
为了生存，我们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坐视海平面的不断上升。我国与天斗的构想，牵涉到技术层面，细节有待当局的进一步公布，但总理的演讲也许已为本地小说家和导演提供了科幻小说和灾难片的灵感。
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新加坡的长久生存，除了七分靠努力之外，还得加上三分运气。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