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美脱钩是社会主义必然

现代化源自西方也始终没能脱离西方窠臼。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科研、教育、行政管理、军队等一系列制度，或多或少改变了所有国家的面貌。与之共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理念，也在地球的每个角落流传，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社会公正等等，是任何人、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可以引用的口号。

原教旨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都败下阵来，恐怖主义更成不了气候。由于和现代化捆绑在一起，自由主义的号召力经久不衰。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乃至它的发源地都正在遭遇巨大挫折，但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某种人类共同文明的雏形的话，它一定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

文明冲突论的鼓吹者认为，后冷战世界的根本冲突，发生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儒教文明之间。但审视伊斯兰国家内部，其基本制度都是西方的，有的在现代化上比西方国家还超前。中国也不例外，它所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和制度，甚至还没有台湾和韩国多，连“国教”都是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传统的孔学。

2008年后，中国在危机动荡的资本主义世界背景下一枝独秀，似乎给人类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中国也有信心要创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通过推动“一带一路”等大手笔项目来引领潮流。大批中国学者更是跃跃欲试，大力鼓吹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优势，鼓吹未来世界的中国中心论。

这是一厢情愿。从根本上说，尽管速度惊人，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超出西方工业化的范畴，而且从人均的角度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同西方的争锋，其实是同一工业文明下的不同道路之争，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毫无优势可言。自由主义和现代化是一对孪生子，只要搞现代化，中共就无法撇开自由主义去另起炉灶。

中国当不了世界的头，中国学者描绘的“一统全球为天下”的美景也是不现实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当今世界当头，靠武力征服早已行不通了，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是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和追随，即别的国家和人民自愿接受你的价值理念、先进制度、做法和政策，自觉地学习和效法。那么全世界有多少国家、有多少人认同中国的价值观、羡慕和追捧中国的制度呢？至少目前来说很少。

光“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条，就很难被人理解，更不用说接受了。把共产党的组织强加给私企和外企、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给人的感觉是霸道和害怕。这并不是说这一套错了，也许它很适合中国的国情，是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核心，并且行之有效，但要让外国认同和接受就难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也是如此，还有对个人“绝对忠诚”等，人家觉得这些同现代化社会格格不入，会造成大量侵犯人权和压制自由的现象。

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这一套也是陈旧的。自由主义熏陶下的西方人不仅不理解、不接受，而且认定这些是与中国“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理由，也是美国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根本原因。只要中国拿不出比自由主义更有吸引力的主张来，就难为世界扛大旗。

第二个原因更带根本性，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需要有一定的独立空间，需要同资本主义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脱钩以避免受它掣肘。

脱钩是美国冷战斗士推动的，是强加到中国头上的，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绞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接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使国民经济走出匮乏，成功起飞，但也使中国偏离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淡化了社会主义理念，引入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从贫富差距的规模来看，中国正在滑向资本主义的不归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走上了两极分化的“邪路”。而恰巧在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排斥中国，要与中国脱钩，给了中共一个回头是岸的机会。

在贸易战中，美国提出的许多要求，特别是结构改革方面的要求，其实质是要中国放弃建设社会主义，彻底皈依资本主义；而中国坚持要保留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特有的政策手段和体制能力，两者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只要美国不妥协，贸易谈判必然谈不成；中国没有让步，说明共产党还没有忘记初心，但不让步就意味着不能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来参与世界经济，就必然受到排斥，被打入另册。所以，脱钩是大势所趋。

现代资本主义的死穴是收入两极分化。现今的贫富差距已经不仅仅是个公平正义的问题了，它正在酿成一个生存危机。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对大量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二战后西方国家各阶级的普遍繁荣，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例外。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保留一些非市场的手段以调节分配。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能力，在彻底资本主义化后也会荡然无存，而这正是美国发动贸易战要达到的目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信心十足地预断，中国的人均收入可能长期达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由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怎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40年的改革开放中，由于忙着提高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中共没能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同时，大量引进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和制度，也压缩了社会主义的空间，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人们习惯地认为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才是现代化，是“最佳实践”，于是改革都向西方看齐。

资本主义的弊端（包括为寡头资本服务的新保守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蚀，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文艺界的大腕，商界的大款，政界的大官和黑社会的大佬自我膨胀，挥金如土，视人民为草芥。社会风气受“赌场资本主义”的影响，浮躁浅薄，急功近利，良知泯灭，道德沦丧，传统美德缺乏生存和成长的空间。

勤劳节俭、艰苦奋斗、诚信忠厚、率真直言等传统美德成了“傻瓜”的标识，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则为成功之道。2008年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机为中国敲响了警钟，使中国不再迷信西方，开始对走自己的路有了信心。但具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和发展国有经济外，还说不出多少道理来。贸易战也给了中共认真思考和实践的机会，而要获得社会主义的探索空间，就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同世界资本主义脱钩。

但脱钩也会大大改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面临巨大压力和丧失许多机会。有利条件是，40年的高速发展为中国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技术、人才、研发（R&D）体系和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且所需要的原材料大都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而第三世界是不会封锁中国的。

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有矛盾，也都需要中国的庞大消费市场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为此它们会保持与中国的交流。因此，比起冷战时的前苏联，中国有巨大的运作空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反而能进退自如。

中国人在讨论外交战略时，总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上转圈子，但邓小平放在“韬光养晦”后面的是“绝不当头”。这一句话更有远见也更具现实意义，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特立独行，意味着缺少认同和追随者。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有钱也难有号召力：大把撒钱别国也未必领情，而在不被认同的情况下施惠只能养“白眼狼”。中国不能当也当不好头，即便成为头号强国后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一再宣称中国“永不称霸”。历史上，中国的宿命是“独善其身”，现在要“兼济天下”是勉为其难、逆本性的，弄不好会跌大跟头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