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在大陆长期获得很高的支持率，这是中外独立民调机构多年调查的共同结论。西方民主国家对此很不解：一个非民选政府获得这么高的支持率一定有猫腻，大陆人民肯定被洗脑了，被官方宣传垄断所蛊惑。
可是中国每年到国外旅游的人高达1亿5000万，洗脑和封锁消息都是不可能的；而且有研究显示，接触外媒更多的中国人反而更拥护中共、更爱国，这都是西方国家始料未及的。
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除了大陆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得巨大成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命运外，中共对民生和民意的关注是长期不懈的。举扶贫脱贫为例，中共的大官没有一个需要这些处在社会边缘和偏远地区的人们的选票，他们完全可以忘掉这些人而继续执政，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中共却在扶贫上花了大气力，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过去二三十年全世界脱贫的人口中有70%来自中国。最高当局立下了军令状，要在2020年在中国彻底消灭贫困，并为此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动员了大量的资金，行政和组织力量。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为什么一个非民选政权，一个所谓的“威权主义”的“独裁政府”这么关心老百姓呢？西方的理论和智慧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但在中国共产党却是天经地义。在中国的传统中，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天命”而不是选票，而天命的本质则是民心，民心向背是合法性的标尺。
比起历史上所有的朝代和政权，中共政权在赢得民心上的功夫做得最足。它不仅在理念上完全承袭了“天命”传统，而且不断强调“不忘初心”，在政策上和组织机构上都做了细致的安排，保证能对民间疾苦和人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这就是中共无民主却得民心得秘密。
对比一下：西方的选举民主中获胜的党派或竞选者，他们得票常常仅仅过半，在一些选举规则下（比如美国）得票少的反而能够当选。当选政府很自然对自己的选民更重视，对献金助选的利益集团也必须还债；而且一旦当选就大权在握，他们可以在下次选举前做出一些不得民心的决策，甚至将国家拖入战争深渊（如美国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决策）。
那些投票给对手的选民则不服，继续抗争，甚至拒绝承认政权的合法性。在社会日益撕裂的情况下，这种选举民主的弊端愈加暴露，例如特朗普完全不顾美国的立国哲学和政治传统，甚至打起种族主义的牌来迎合自己的基础选民。
中国共产党则必须对全民负责，而且必须全天候地专注社会动态和民意的风向，以便随时调整政策，采取措施。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认定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在民众之中”。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发展出来了一整套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强调“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和“鱼水情”。建国后庞大的官僚机构逐渐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情况日渐明显。毛泽东“不忘初心”，发动群众来造反，也是挽回民心和他的革命事业之举，可惜走向另一个极端。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中共在发动群众上更加谨慎，在改革开放以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来保证不脱离群众，包括反腐方面的制度建设，基层选举，改革信访制度，完善调研制度和政策研究机构，政府各部门都有民意反馈机制，政策制定中大量采用民调和民主协商，实行党组织全面覆盖和在党政机关的考核中，大量增加人民满意度和社会稳定的分量等等。这些都是中共走群众路线的“腿”，群众路线是有一定制度保障的。中共的高支持度不是凭空而来的。
中共也渴望在香港人民中得到同样的支持度，但却缺乏这些腿。一国两制使它不得不走上层精英路线；既然反对普选民主（同在大陆的理由一样），它就不得不依靠香港的精英统治集团（主要包括大资本家，各行各业的翘楚，以及殖民时期成长起来的公务员阶层）来治港。
这个统治集团近些年来又有从大陆来的富商、贪官和名人的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些人同本地老百姓毫无瓜葛，他们带来的资本炒高了香港的房价，剥夺了青年人的中产梦。他们带来的大陆权势关系，使得当地精英集团更加有持无恐。
这样中共在大陆竭力维持的“执政的人民性”，在香港荡然无存。在香港精英的隔阻下，北京远远脱离香港群众；在一国两制的制约下无法推行在大陆广泛推行的亲民政策，无法获取香港的民心，反而被认为是统治集团的后台老板，人民性倒成了反人民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除了没有腿之外，这个悲剧的后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大陆是不存在的，那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香港一向引以自豪的是，它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每年的评比中都名列前茅；在法治下的自由资本主义，被当作香港立港之本而精心维护。
但是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在全球化的当今，资本越自由、政府越小的国家贫富差距就越大，社会就越动荡。美英两国是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两国贫富差距在发达民主国家中也最大。两国的中产阶层都在缩小，社会撕裂严重。
“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历史上最不靠谱、最反美国传统价值的特朗普总统的当选，都是下层社会的反抗的表现。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公开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伊丽莎白华伦以激进进步政策角逐总统，都得到大量的、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拥护，这恐怕与当前香港以年轻人为主的激进抗议，有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自由主义不再是灵丹妙药了，但它的影响仍然非常大，也是香港人和大陆身份认同的巨大障碍。在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话语体系中，中共在香港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常常被妖魔化。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认为大陆同他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生活在大陆门口，自然感受到来自北边的巨大威胁。年轻人认为他们是在保卫香港的生活方式，颇有豁出去、鱼死网破的决心。
中共在这次香港事件中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太多了。首先将抗议者都斥为“敌对势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诉求。其次不能躲在“港人治港”后面继续走上层路线，置香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于不顾。比如香港的高房价显然同地产大亨等利益集团把持土地政策有关。中央政府不能将香港百姓命运交给这些统治集团。
第三，土地财政导致高房价，把年轻人逼上绝路，这对中国也有现实意义：中国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同香港青年的处境很相似。第四，中央政府在香港应该发挥影响来保证港府的人民性，敦促它放弃新自由主义教条，广开言路，在民生上有所作为。最后，中共也应该认识到国内的法治、人权、民主和自由状况对国外民意的影响，这对一个崛起的大国获得广泛认同和发展软实力极为重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