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世界曾经是耀眼的“法治”灯塔，现在却正滑向宪政失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对制衡机制韧性的考验已经达到临界点。同时，在脱欧的英国，关于欧盟成员资格的争论可能让该国陷入分裂，或者更糟，导致它四分五裂。
尽管美国和英国有着大相径庭的宪法，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前者实施成文宪法，后者则是不成文宪法，但两者都包含正式法律和非正式规范及惯例的微妙相互作用。因此，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并没有对于成员国脱离联盟程序的明确解释。同样，对于特朗普的调查（近期便是围绕穆勒报告的闹剧，即与俄罗斯勾结在技术上是否非法）也没有明确的答案。起草相关法律的人怀着良好的信念，从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尽管几乎无人预料到会出现目前的宪政乱象，但许多问题都源于西方法学界对法治的普遍看法。虽然把法治的存在看作一种胜利是正确的，但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则是错误的。
对于法律，许多自由主义者傲慢地认为，一旦建立了法治制度，它将几乎永远能够自我维持。但宪法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就像一纸婚约不能保证一生的真爱和史诗般的浪漫一样。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个安排幸福、和平、繁荣和安全。社会，如同夫妻，重温誓言会带来好处。
大西洋两岸的宪政秩序都出现裂痕，证明我们的制度理论存在根本性缺陷。自由法条主义（liberal legalism）以其中立的价值观为豪，并以基本上是利己主义者为中心。但这些假设目前都难以与人性的诸多重要方面调和。
如果规则诉诸于心理学家所谓的“道德机制”（moral machinery），它们就更有可能得到支持。根据普林斯顿大学诺贝尔奖得主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在其《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提出的模式，这等于诉诸人类的“系统1”和“系统2”思考。“系统1”思考基于情绪和本能，“系统2”思考则更为慎重或更具逻辑性。
此外，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我”而几乎完全摒弃“我们”，忽视了人类内在和本质上属于社会这一事实，并可能因此而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事实上，生物学家亨里奇（Joseph Henrich）的工作表明，合作能力一直是推动人类进化进程的主要力量。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大网络里维持人类的合作十分困难。我自己的实证研究，就突显了在后殖民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建立法治机制的困难。在认知科学界，进化心理学家邓巴（Robin Dunbar）指出，人类大脑能够优化处理的社交网络不能超过150人。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建立大规模治理结构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正如诺伦萨扬（Ara Norenzayan）在《大神》（Big Gods）一书中所言，宗教在这方面已经成功几百年之久。更确切地说，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即使在世俗环境中，创造共同的叙事以支援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就像任何其他有着显著情感的关系或友情一样，这一叙事必须通过共同行为来维持——按照邓巴的说法，甚至包括欢笑和歌唱。广泛的亲社会（pro-social）行为是可能实现的，但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所言，它必须通过一种积极诉诸“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文化来“唤醒”。
在建立同舟共济精神方面，政治领导人能够发挥很大作用，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编按：又称基督城）两座回教堂今年3月发生大屠杀后，就做到了这一点。可悲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制度忽视了公民社会日益衰落的问题，尽管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D. Putnam）近20年前就在其书名十分形象的《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述。结果，法律退化为一个可以被玩弄的非道德约束制度。
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著名论断（编按：她宣称没有社会这回事）相反，确实有社会这回事。但如果继续狭隘地看待缺乏社会环境的制度，我们可能会让它们变得过于僵化，无以为继。如果没有社区意识（sense of community），宪法可能会变得非常脆弱，尤其是在民粹主义领导人争相通过煽动部落情绪（tribal sentiment）来填补价值观空白的时候。
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化身法拉奇（Nigel Farage）等政客的尖刻言辞，对长期存在的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和英国都须强调合作文化而非“竞相逐底”，并积极培养集体信念的领导人。
西方须减少对正式制度的迷恋，更多地促进公民友谊（civic friendship）。我们应该减少对纯粹程序性问题的重视，而应更多地重视人。给法治一个灵魂，我们就可以开始恢复我们的政治制度健康的漫长过程。
（作者Antara Haldar是剑桥大学法律实证研究大学讲座教授）
英文原题：The Rule of Law Needs a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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