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
七八月之交疫情稍缓，带上早该还的书，去一趟重开的国家图书馆。罩在疫情中的公共借书处（the lending library），这些天实施人群限流措施，借书人只能逗留半小时，所以平日熙熙攘攘的借书大厅里第一次见到工作人员比访客还多。
也许是因为安静、因为人少，那天走进借书处就留意到一排书架，架上有一行字：“法国藏书萃选：古典与现代书籍”（The French Collection）。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即见扉页黏着“法国政府馈赠”的小贴纸：呵，原来法国国庆“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刚刚过去。
用一个书架的书，让另一国度的人们从书页里看到自己——这就是法国吧。能这么做的背后，要有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也要有装得满一个书架、也对得起这个书架的书。不，书架上的并非同一类书（同一类书，其实更易填满一个书架），而是分属哲学思辨、思想理论、文学书写的范畴，是在悠悠历史不同阶段中曾留印迹的书，是在漫漫长夜里曾经照亮过我们生命的书。
那天下午，半个小时都用在“探索”这个书架上，也只能粗略扫过一遍（此时不由心生感触；人群限流下的图书馆真好，书多杂音少，人不易走神）：书架上有不少名字，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有的熟悉有的陌生，当中有哲学家卢梭、德里达，思想理论学者福柯，知识分子历史代表人物纪德、萨特，还有作家诗人如雨果、普鲁斯特、波德莱尔、让·热内、亨利米修……
以往未曾想过，当一个国家的各类精选书籍集中起来，放在同一个书架上，无声书页会透出一个立体而知性的气场，如此地令人愉悦令人向往，同时又如此直接地促人直视自己的知识盲点。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灵气。这份灵气，来自每一世代的哲学家、小说诗人、记者和文化学者。他们中有当地出生的，也有外来长居客，甚至还有的选择生前来来去去，身后葬在法国。然而正是这个文化人的整体，给予法兰西以特有的文化姿态，淡定、忧郁、不羁。这是一群真正的文化人，有懂得识别美的眼睛，也有不自夸“美丽”的智慧，于是总见伴着留世的芬芳。
半小时转眼就过去了。此时馆内广播响起，一把温柔女声提醒人们是时候离开，于是赶紧左挑右选借了三本书，文学、传记、学术专著各一，包括“Selected Writings of Pau Valery”（保罗·瓦勒里诗文选集）、“Marguerite Yourcenar : Inventing a Life”（玛格丽特·尤瑟娜传记）和法国学者Michel Winock所著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
回家后翻读才意识到，这三本都是译本，两本英文、一本中文——来自一个国家的书，放在他国的书架上，便多了语言层面的介入，牵涉到各种变异，结果丰富了（有时也扭曲）了这些书的本来面貌，阅读起来便多了一层咀嚼对比的功夫。
8月，新加坡国庆。也许，此时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也有一个摆满各类书籍的书架，架上写着“新加坡藏书萃选”（The Singapore Col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