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泰国社会对这些非本国籍的劳工充满轻视，特别是每当有重大议题发生，但凡能跟外劳牵扯上关系的，都会使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这波疫情，毫无意外地涌现大量歧视性言论，并随着网络扩散至泰国全境。
2020年刚过去，本以为在辉瑞，BioNTech，莫德纳及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药厂相继做出疫苗后，2019冠状病毒疫情看似露出曙光，没想到英国率先通报变种病毒的感染能力增加了70%，亚洲各地也陆续迎来新一波冠病疫情，好不容易觉得2021年各行各业可以开始复甦，现在又似乎出现不少变数。
在东南亚，一向是观光重镇的曼谷，从12月份开始就陆陆续续暴发多起群聚感染，1月2日单日通报的确诊案例就高达279例，其中大部分来自南部龙仔厝府的外籍劳工，累计病例超过7000名，60人死亡。
曼谷政府也因应日益严重的疫情，宣布自1月4日到1月17日，所有的教育机构与老人安养中心暂时关闭，接着也会进一步关闭娱乐场所。显然，去年4月和5月的封城和宵禁，很有可能再次上演。
泰国政府从2020年中厉行防疫政策，算是亚洲地区相当成功守住防线的国家（以牺牲观光与经济为代价），日增确诊数也一直压在个位数，甚至有零本土病例的情况，中间虽发生一些零星执行上的疏漏，例如7月份确诊的埃及军官与苏丹外交官家眷，但大抵来说，整体的疫情控制尚属得宜。
然而，从12月18日开始，突然爆增千名的案例，让泰国防疫功亏一篑。到了新的一年，1月1日、2日、3日的确诊数分别是279起，216起，856起，而大多数是无症状患者；再加上，根据朱拉隆功大学临床病毒学研究中心的说法，泰国已经出现来自英国的变种病毒，感染者是来自英国肯特郡的一家四口，目前在曼谷某私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即便如此，泰国政府对于是否锁国，仍不愿松口，而且整体防疫工作感觉越来越“佛系”，不若去年4月和5月时那般雷厉风行。记得去年疫情刚暴发的时候，首相巴育立即下达锁国、宵禁的命令。或许是麻木了，对各行业来说，少了国际观光客，也成了旅游、运输、餐饮，酒店业者的不可承受之重，导致政府迟迟不愿意宣布封城。
但这波疫情为何会来得又急又凶？泰国舆论把矛头指向外籍劳工，就连首相都亲自在上电视指出，非法外劳就是感染源。根据统计，泰国目前超过170万的外籍劳工中，高达三分之一是没有合法身份的。这些还是有统计到的；另有一说法指出，没被统计到的非法劳工可能多达一两百万。
在这之中，来自缅甸的占大多数，其次是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印度等地。若没有合法居留的身份，他们大多数从事所谓的“地下经济”工作，以及那些泰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例如工地粗工、渔业、清洁与帮佣等。
这一次暴发的外劳群聚感染，便是来自于缅甸劳工聚集的地区龙仔厝府，位处曼谷西南，前往南部省份的重要枢纽，也是汽车零组件与加工聚落的所在。
长期以来，泰国社会对这些非本国籍的劳工充满轻视，特别是每当有重大议题发生，但凡能跟外劳牵扯上关系的，都会使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这波疫情，毫无意外地涌现大量歧视性言论，并随着网络扩散至泰国全境；甚至有不少泰籍雇主，将旗下的缅甸劳工开车载到罗勇府（曼谷东南），然后丢包任其自生自灭的事情发生。
任职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K表示：“太平盛世时绝大多数的基础建设都仰赖他们，暴发病毒感染的时候，不去检讨政府防疫措施，与长年对外劳的政策，反而一面倒责怪外劳，这非常的不公平，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说起来自缅甸的劳工，他们早在90年代就陆陆续续来到泰国打工，也许是因为当年泰国在东南亚尚属经济较发达的地方，而政府也不断地吸纳、驱离，到后来终于体认到泰国本身“结构性劳动短缺”的问题；加上2010年亚细安近一步整合，与2016年亚细安经济共同体（AEC）成立，开始有规范地大量准许周边国家劳工进入泰国工作。
理论上，申请者只须要负担约1万泰铢（越440新元）的申请费用，便有资格成为泰国的合法外籍劳工，并在境内寻找适合的工作。有鉴于泰国的平均工资是缅甸及柬埔寨的二至三倍之多，所以一名劳工只要认真工作个几年，便可存一笔钱回老家，盖房或经营小本生意。
如此一来，外籍劳工赚到了钱，泰国也解决缺工问题，乍看之下是双赢局面。然而实务上，泰国当地的劳工仲介机构，与不少雇用单位合谋，把相关仲介的费用大幅提高，并操控着名额，甚至每个月以“保险”“审查费”“代为缴税”等各种乱七八糟的名义苛扣部分工资，如此外籍劳工才能保住他们合法的身份。
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不想被剥削的缅甸、柬埔寨劳工宁可选择偷渡，然后非法打工，也不要走正规管道申请合法的工作签证，而几十年下来，他们也逐渐自成体系。一旦新人偷渡进泰国后，“学长姐”就会手把手地传授生存技巧，以及口耳相传地介绍工作，哪怕是如何把赚来的钱（多半是现金，因为无法开银行户头），透过地下汇兑转回母国，俨然有一套完整的系统。
但毕竟是非法身份，居住的环境自然不会太好。像是这次发生疫情的龙仔厝府，很小的范围内就聚集了数千名缅甸劳工，除了身份上怕被发现是非法拘留，经济上也是能省则省，于是很多人即便出现了感染症状，也不敢声张，直到泰国本国居民也被交叉感染后，事情才爆发出来。
受感染的泰国人，自由流动到曼谷、罗勇府等地，间接也造成了感染范围的扩散。甚至有此一说，由于受感染的泰国人出入地下赌场，而赌场的股东有来自政界的高层，一些受感染的国会议员还大大方方地进入议场，险些连国会大楼都沦陷。
就算是这样，泰国政府仍是不愿全面性封城（截至1月4日），仅宣布暂时关闭学校与25类高风险场所，至于超市、商场、餐厅、旅馆等仍可照常营业。为了缓和关闭这些营业场所的不满，政府也有意无意地持续带风向，矛头对准外劳，甚至是他们的母国：缅甸。
对此，缅甸政府自然是莫名其妙，发出声明表示如果泰国硬要怪病毒来自缅甸，那缅甸的境外移入溯源可能是来自孟加拉，孟加拉又来自印度，印度很可能来自中国，那要不要都怪一下中国？大部分的西方国际组织与联合国机构，长年关注当地的劳工议题，自然也是极力呼吁泰国政府无须煽动民族主义，且政府的防疫策略本就有须要检讨之处。
至于中国，特别是那些滞留泰国的中国人，想法就更有意思了。可能是基于“被排挤”的同理心，在情感上，不少中国人是站在缅甸劳工这边，认为泰国舆论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找代罪羔羊。再说，政府明明宣布不可营业的高风险场所，还不是一堆业者偷偷营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己不认真遵守防疫规范，大规模暴发疫情，难道泰国/泰国人自己都没半点责任吗？
说到底，泰国还是一个“潜规则”很重的社会，可以观察到在实行防疫的过程中（撇除去年真正动员军队厉行宵禁的那几周），只要“有关系”就“没关系”。苏丹外交官与埃及军官就是例子，而没被媒体爆出的达官显贵，又有多少认真防疫，那还真不好说。
再者，外劳制度也是积年累月的问题，哪怕法规完善，但“寻租者”与“掌握资源者”为了寻求资讯不对称的超额利润，从体系中与基层劳工身上榨取私利，也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虽陆续成立反贪部门，与各种的检讨小组，但泰国要从人治迈入法治，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作者现任职于联合国资讯与通讯科技办公室（OICT），派驻过曼谷，目前暂居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