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2020年10月5日以《借文化艺术活动启动社会正能量》一文，回应文化、社区及青年委员会主席司徒宇斌，在国会施政方针辩论时，以新谣为例，指出文化艺术活动能够产生正能量，甚至“培养更强大的国家认同感，并塑造坚定不移的精神”的看法。
在世界疫情还未缓和，甚至有变本加厉趋势之时（据说严峻局势可能还会持续多好几年），笔者再谈以文化艺术活动（特别是“新谣”）作为社会正能量的课题。
笔者在《借》文中提到，音乐是传递正能量最有效的媒介之一。古往今来，民歌、民谣都是平民老百姓在平凡日子的一种自然的抒情表达方式。在非常时期，民间歌谣创作更是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力量；《龙的传人》就是一例。
新谣虽不像许多台湾民谣般在沉重的政治背景中产生，但却也是在新加坡80年代“文化沙漠”中萌芽，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的奇葩。当时新加坡年轻人受到台湾民谣的冲击，本着“台湾能写，新加坡也能写”的精神，一首又一首的本土道地歌曲创作就这样应运而生。
当时新加坡国家主流传媒的大力支持与推动功不可没，新加坡广播电台第一时间就开始了《歌韵新声》这个节目，作为新谣创作者可以发表作品的平台。虽然仅是每周半小时的时间，但却是当时新加坡年轻人“必追”的黄金节目之一。
之后，一些有机会录制自己新谣专辑的小组或歌手，几乎都有机会上电视亮相。笔者还记得当兵时，所参与的二一新谣小组受电视台邀请上节目时，兵营士官号召全体士兵集合一起，在营中电视前观看支持的盛况。
在新加坡建国25周年一系列空前盛大的庆祝活动中，新谣也有份参与其中。在芳林公园就举办了盛大的新谣演唱会，成为当时其中一项重点庆祝活动。这无形中提高新谣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加强了国人对新谣作为国家文化的看重与认同。
一年一度的新谣节更进一步把新谣推向高潮。然而不晓得为何，经过六届新谣节的盛况之后突然停办，新谣也开始从90年代淡出主流乐坛。沉寂了12年后，才在2002年由弹唱人办的《走过新谣的岁月》演唱会中与国人重逢。2008年弹唱人更开始办《明天系列新谣演唱会》；2018年更让新谣唱进了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重燃新谣当年的辉煌之火。
纵观如此，新谣毕竟是新加坡上一代人共有的文化历史和记忆，虽非空前绝后，却也难以再复制昔日的精神面貌。每年一度的“重逢”演出，仅能做到让上一代人缅怀过去，重温旧梦，对新一代年轻人不一定能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所幸新谣演唱会主办单位弹唱人有远见，在2015年和裕廊初级学院、联合早报联办了第一届《新空下》全国新谣歌唱比赛，让新加坡新一代年轻人有机会加入新谣的队伍。
弹唱人这些年对新谣承先启后的工作不遗余力，实在当记上一功，无奈目前因冠病疫情之故，演唱会停摆；即使重开，演出人数也大受限制。这对从事演出事业的主办单位如弹唱人，确实是严峻的打击。
恳请有关政府部门酌情处理各文化艺术演出的申请，或在租借演出场地、税收等方面给予演出机构津贴、回扣等措施。一些以激励国人为主题、加强国人在疫情肆虐、经济萧条情况下继续奋斗，具备正能量的演出与制作，国家更应该拨款给予支持。
新谣当年的原貌虽无法复制（也没这必要），但新谣的创作却可以更新，然后再发表及推广。谈到新谣，人们往往会如数家珍地列出好几首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新谣作品。这些作品大家之所以如此熟悉，主要原因是其代表歌手或创作人有机会和条件将作品录制成专辑，进而唱红之。因此，若单以这些歌手或作品作为新谣整体的代表，恐怕还有欠公允。
例如当年参加新谣节的小组与个人，每届都不下20个。六年下来，在新谣节本身所发表的作品，不论在质或量方面皆是硕果累累的。然而在当年流行音乐巨头垄断市场的情况之下，无数优秀的新谣作品都不是那么幸运被唱片公司青睐。因此至今，仍有不少优秀的本地创作不为人知。
将这些昔日被埋没的新谣佳作发掘出来、重新编曲、演唱录制，然后借主流和新媒体大力推广，这是鼓励今天年轻人创作新谣外，另一个可行的做法。笔者就动用了55岁拿到的公积金，邀请新马知名音乐人协助，制作了40年前写的一首不太为人知的新谣励志作品《菊花与玫瑰》（祁哲泉作词），一了心愿。
在世界各地医疗团体如火如荼、竭尽所能，不惜斥资千万亿研究开发疫苗，强化人们身体免疫能力之际，我们是否忽略了人们精神方面的免疫力？很多时候人容易放弃，并非因着自身体力方面的限制，而是在精神上缺少了让他们可以继续多走一步的力量。
很多时候人能够胜过困难（包括病痛和经济萧条等），皆因在精神上多了一点的正能量。这些正能量往往就是从平日所听的歌、所看到戏等文化艺术活动来的。祈愿国家在关心国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不忽略国人心灵与精神方面的需要。
（作者目前旅居海外从事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