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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言论版3月1日国家发展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全国翻译委员会主席沈颖的文章《公民译者——回响与展望》，深觉“官方宣传翻译水平”这一课题，是得到政府关注的。但鉴于文章并未触及这一课题的核心——翻译任务的专业性，因此不揣谫陋提出一谈。
笔者退休前曾在中英文报章供职多年，且也曾在全国译名统一委员会担任义工，所以对新加坡“通晓母语”者时常被征召作“义务翻译”的现象非常熟悉。但我们这些母语通晓者往往是逆来顺受的，对我本人来说，于我心有戚戚者也并非由于自己有什么吃亏之处。事缘本地有识之士都知道，最令人担忧的是对于翻译作为一种专业，国家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新加坡赖以成功之道，是在我们的大专学院设立了各门专业课程，包括医生、律师等，出国学习这些专业也有很多渠道。这在本国形成了各种专业的从业大军。我也很欣赏人民行动党政府不在表面的“民主”上做功夫，果敢实施“不受欢迎”（但合乎常理）政策的作风。所以我认为翻译这个行业，或事业，也应得到这方面的考虑。
沈部长的文章提到南洋理工大学设立的高级翻译文凭课程，这对于翻译的专业性当然是一项盛举。但文章的重点仍然设定在“高手在民间”的既定理念上，并大力表扬“公民译者”交流会华文专场吸引了600多人参与的热情，令人觉得翻译的专业性仍然得不到讨论。
我们看到，论者符诗专提出的思辨，在文中只得到“政府了解”这样的答案；而“公民译者”课题最初的质疑者王昌伟，却在文中从略。换句话说，这样的讨论，只能让本地的翻译专业仍然停留在“被自愿”“匹夫有责”“集思广益”的阶段。
目前，政府对于各部门的专业性可说是十分重视的。比如最近便因为质疑某处的原始森林是否被过度砍伐，这涉及环保与保留自然遗产等专业，而受到政界的问责。翻译，或更进一步是英文以外各母语的使用，难道就不是专业问题吗？
“官方宣传的翻译水平”说来还是件次要的事情，国家的美术馆主办先驱画家张荔英（英文名字为Georgette Chen）画展，便因华文说明的阙如，引起了颇大的波涛。问题是，翻译出现明显差错、华文欠奉这些现象及其讨论，在本地其实由来已久，故态依然。
因“公民译者”课题的掀开，我翻了翻已收存在文集《把握当下》（八方文化，2011年7月）中的旧作，发觉同类问题在20年前便已出现，惊人相似的错误周而复始，至今仍未解决。
集中有篇文章，是我因Hungry Ghost Festival被翻译为“匈牙利鬼节”犯了众怒而写下的《应该成立国家语文局》（原载于2002年4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如今我的观点丝毫没有改变，当时所谈的课题今天并没有过时。如果有所改变，那或许是当前的情况更加恶化，问题更难以解决。
我在文中指出：“宣传册子出现错误，看似语文问题，但归根结底，这是个体制问题……它牵涉到教育、考核、鉴定、评估、决策、合格人员的聘用这样的专业考量。更令我们老百姓担心的是，深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政治领导层应有的重视。在原本就缺少异议的辩论中，即使有些牵涉范围较广的建议，提出后也很快便被‘抚平’。”
当时，在上海发现政府宣传手册《联系》“出了状况”的本地作家蓉子，便曾在当地展览会上搜集了22个国家的中文手册，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马耳他、丹麦、奥地利、南非等，阅后认为其中没什么文字毛病，对中文的处理仔细认真。
拙文的结论是：“如何做好新加坡的语文传习工作，重振新加坡的语言文化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口号毫无关系，而恰恰是政府日忧夜虑的经济问题，是新加坡生存与竞争的实际考验！”如今再说一遍，请勿怪我啰嗦。
作者是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