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母亲要兼顾家庭和事业面临诸多挑战，有议员希望政府提倡更灵活的工作制度帮助这些母亲。


至少两名议员昨天在国会上大幅着墨职业母亲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建议。


迪舒沙（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支持朱倍庆（淡滨尼集选区）今年1月在国会辩论政府施政方针时，提出有关提供额外八个星期的灵活工作安排。


他希望政府可以立法规定这额外八周，并认为政府其实可以更进一步，让职业母亲在灵活工作安排和无薪假之间做选择。


迪舒沙说，这将给妈妈们更多时间在家中陪伴新生宝宝，并允许哺乳母亲有至少六个月的时间给宝宝喂奶。六个月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最短喂养时期。


他说：“职业母亲若选择无薪假，雇主不必担心会影响公司财务，也较容易估计公司的人力需求。”


迪舒沙也说，劳资政三方近年积极推广灵活工作制度已初见成效，雇主若继续给予员工灵活安排工作的空间，将让职业母亲从中受益。“如此一来，更多母亲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增加家庭收入，又不牺牲家庭时间”。


另外，针对今年预算案所提出的一项征税措施，陈佩玲（麦波申区）担心政府可能传达错误信息。


她说，有关个人所得税扣税额将从2018估税年起设八万元顶限，让一些高薪的职业母亲觉得自己被“惩罚”。


陈佩玲说，她们并非因可支配收入减少感到委屈，而是措施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要她们少生”，又或意味着女性不用拼事业。


她想了解财政部推行这一举措的原因，并提出疑问：“这些额外税收与职业母亲蒙受的有形和无形代价相比，是否值得？为何不针对不健康的行为征税？”


此外，陈佩玲强调父亲拥有更多育儿假的重要性。她说，这显示养育是父母共有的责任，可减少母亲是职场包袱的偏见。一些在跨国企业工作的职业母亲曾告诉她，怀孕影响她们的职业发展和擢升。


她说：“不只是母亲和父亲，祖父母也能享有更多灵活工作的空间，帮忙照顾家中小孩。”


陈佩玲也建议政府考虑利用工作与生活平衡津贴（Work-Life Grant），鼓励雇主多采用科技，减少员工到公司办公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