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一带与一路


中国推出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北京担心现有国际金融机构（IFIs）的治理结构的完善过程过于缓慢。美国国会多年来搁置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资源与提高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投票份额的重要决定（编注一），而其他所有国家都已经批准了这份协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的不满，是中国认为这些机构需要更多资源并愿意为此作出贡献，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却无法同意IMF的扩张。


让中国感到失望的不仅是现存国际金融机构的规模，也是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以世界银行为例，中国多年一直主张要更关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几年前，墨西哥前总统欧内斯特·塞蒂洛（Ernesto Zedillo） 出任“世界银行集团治理现代化高层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所提的核心建议是值得一读，因为这是由受尊重的国际委员会认真工作的成果，委员会成员包括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包括中国的周小川，巴西的弗拉加（Arminio Fraga），印度的阿鲁瓦里亚（Montek Ahluwalia）和墨西哥的塞蒂洛。塞蒂洛的报告对世行由常驻董事会负责审批所有贷款项目的现行机制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这个常驻董事会即是一项沉重的财务负担（每年的运营费用高达7000万美元），也是造成项目筹备进展缓慢以及造成世界银行效率低下的一个额外管理层级。项目筹备进度缓慢是多边开发银行（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简称MDB）绩效不佳问题中，最受客户们诟病的其中一点。


负责亚投行发展的中国官员正从塞蒂洛团队报告中寻找好的建议。亚投行将设立非常驻董事会，定期在北京会面或是召开视频会议。由于亚投行是全新的机构，其创始成员国间可能的达成的一个妥协方案，是由董事会负责对大量申请项目的初审，进而赋予管理层更大的决策权（编注二）。塞蒂洛的报告也认同环境保护与社会保障措的重要性，但认为世界银行不愿承担风险，以至于该行所实施的政策对借款国构成了不必要的负担。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寻求通过现存的多边开发银行渠道来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因为这些金融机构办事非常拖拉而且官僚作风严重。


亚洲发展中国家对亚投行概念的热烈回应，表明这些国家认同，一个新的多边开放银行，可以拥有良好保障，同时有比现有机构反应更快和更有效率。


西方一些评论担心，中国会利用亚投行推进其狭隘的政治或经济目的。现在既然已有来不同层面的将近60个国家加入亚投行，中国很难在排开其他成员，操控亚投行给它所支持国家的项目提供融资。


至于说，亚投行有助于中国处理产能过剩问题的观点则是无稽之谈。如果亚投行非常成功，五年后它可能每年借出200亿美元，堪比世界银行旗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规模。但光是在钢铁业，中国每年就需要600亿美元的额外需求来消化过剩的产能。这个数字还不包含水泥、建筑和重型机械行业的过剩产能。关键是，简单地说，亚投行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对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产生效应。即使中国是亚投行融资项目的独家供应商也不行，何况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


“一带一路”倡议比亚投行涵盖面更大。它的最初构想是，位于传统丝绸之路沿线的邻近中亚国家，可以从更多交通基础设施中获益，其中一些项目中国可以通过双边合作来进行提供融资。然而，中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并没有那么大，投资潜能有限。与海上运输相比，陆路运输费用仍然高昂。因此，中国在原本想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海上丝绸之路，即通过海路扩大基础建设。海上路线从中国沿海出发，穿过东南亚到印度洋，最终到达欧洲。全球大量贸易已经通过这条路线进行。


因为一带一路将在中国与不同伙伴通过双边合作实施，中国有更大可能借这份倡议来出口它的一些剩余产能。但我依然怀疑其规模会给中国宏观经济上带来多大不同。


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其中一些有相对强势的政府，例如印度、印尼和越南，中国要摆弄这些国家会有困难。这些国家不会愿意接受大量中国劳工，抑或承担相对于他们国家GDP而言较大规模的贷款。另一方面，也有弱势政府国家，例如柬埔寨和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说，将一些过剩产能出口到这些国家可能较为可行，但长远而言，一个可能的前景是中国收不到还款。


西方有减免虚弱国家债务的悠久历史，中国从那段历史中吸取教训是明智的做法。


编注一


2015年12月中旬，美国国会终于批准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根据方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四个新兴经济体跻身IMF股东行列前。IMF的SDR货币储备规模也从原来的2385亿美元翻番至4770亿美元。改革方案已在今年1月27日正式生效。


编注二


亚投行已在今年1月17日正式开业，并设立了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由各创始成员国财长组成，并根据《亚投行协定》授予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权力。董事会负责指导银行的总体业务，由12名董事组成，将分别来自9个域内成员选区和3个域外成员选区。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国，拥有单独选区。管理层则是由行长、副行长、首席运营官等组成的专业团队，负责亚投行日常运营的具体工作。


 


本文节选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于2015年夏天出版的研究报告。文章翻译自China's rise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 The AIIB and the 'one belt, one r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