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后的经济增长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已经五年，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都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政治稳定。但经济增长依然不如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预期人均GDP增长也不超过1.5%。该地区赶超潜力巨大，也有大量年轻劳动力，你一定很奇怪为何会如此。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尽管在构建稳定政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这些国家仍然饱受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的政治风险的影响。但2011年之前这些风险便已经很高，私人投资也相当平庸。这必定还有其他解释。

看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史，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洞见。市场经济对中东和北非来说是一件相对较新的事物，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因为效率低下（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而垮台后才出现。

但是，和拉丁美洲或东欧不同，阿拉伯国家只自由化了经济，而没有自由化政治。在西方力量的支持下，独裁根深蒂固。

因此，即使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转变了国家的经济角色，但政治仍在左右市场，在埃及，国家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1980年的60%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30%。经济特权阻挠了最终可能威胁到独裁控制的独立企业家的出现，而有利于能够几乎垄断全部自由化经济部门的企业。

比如，在埃及，32位商人与前总统穆巴拉克关系紧密，2010年，他们获得了流向正式私人部门的总信用的80%以上，赚得60%的部门总利润，但只雇用了埃及劳动力总量的11%。在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亲朋好友获得了2010年私人部门总利润的21%，尽管他们的企业只雇用了突尼斯劳动力总量的1%。

毫不奇怪，这一制度只能带来平庸的增长。政治忠诚没有转化为经济效率，衷心耿耿于独裁领导人的人没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公司。有能力的潜在竞争者处于极大的劣势，因此没有人有动力进行足够的创新或投资。

而没能实现增长潜力不只限于传统寻租领域，如房地产和自然资源部门，在可贸易领域，如制造业和公用事业，垄断利润通过非关税保护和补贴制造出来，导致出口增长疲软。

结果是正式领域的就业岗位稀缺，雇用人数很少超过劳动力总量的20%。极少数好的工作只为关系集团保留，因此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年轻工人只能在非正式领域找到低质量工作。此外服务质量低下，社会流动也近乎停止。

日益恶化的社会不满又遇上了逐渐升级的镇压。随着政治风险提高，独裁者的亲信开始要求更高的回报。最终，体制无法同时控制街头和私人领域，最终导致群众示威和政治革命。

自阿拉伯之春的废墟中崛起的政府，从已完成的交易中继承了一套残破的制度，不充分的产权保护阻碍着投资，但拜收入过低的官僚小腐败和极端化的政治环境所赐，走向公平和执行有力的规则在当前环境下亦非现实前景。

这些国家可以试图复制2000年至2010年间土耳其的经济成功，执政党和大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结成政治联盟，让出口增长了两倍。这里的挑战是找到能够刺激增长和创造就业，而不只是提供政治支持的正确的投资者。

在这方面，摩洛哥和约旦都取得了一些成功，它们的君主表现出管住提供政治默许和经济支持的精英的能力。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固然在扩大业务联盟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传统的寻租集团正在遏制进步。对他们让步意味着降低可贸易领域的投资，从而大大拖累出口增长。

突尼斯与摩洛哥模式不同，它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扩张出口部门，同时向本国中小企业开放国内服务业。但它仍需要面临经济自由化的挑战，工会保护效率低下的老牌企业免受竞争加剧的影响的压力日益增加。

至于埃及，它依靠与军方关系密切的私人企业，以及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融资支持经济。但是，由于GCC石油收入下降，更不用说对该安排效率低下的失望了，这条路未必行得通。

在所有四个国家中，就业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饱受掣肘。在不威胁政治领导人的情况下增进经济包容绝非易事，这需要建立更加包容的治理安排。对摩洛哥和突尼斯来说，温和派伊斯兰教徒和自由派之间的利益趋同提供了一些希望。但这一希望目前在埃及和地区内其他国家难觅踪迹。

原载于2016年3月14日《联合早报》

英文原题：Economic Gth After the Arab Sp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