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或所有这些判断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特朗普的行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甚至更令人不安的解释：这源自他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世界秩序的隐性哲学承诺。要遏制这些承诺的兑现，将会困难得多。
当然，特朗普并不是什么哲学家。不过，由于他精通流行叙事，并深谙其支持者对他的情感反应，他确实本能地传达了一些概念。在每一场集会中，他都会受到群众的鼓励，不断调整他的想法，以满足他们自我感知的情感需求，而他反过来又通过社交媒体把它们政治化。
如果说有哪位思想家似乎是特朗普汲取最多的，那就是德国法律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施密特能帮助我们理解特朗普的行为，尤其是受到广泛谴责，关于他对俄罗斯的模棱两可的道德评价。
尽管施密特因为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而声名狼藉，但仅仅因为这一理由就否定他是一个错误。在今天的学者之中，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施密特都以其对现代自由主义的犀利批判而闻名。
对自由主义普世理想的蔑视，是施密特的批判核心。自由主义者确实将个人权利放在其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位置，并认为在原则上，这些权利应该扩展到每一个人。正如俗话所说，美国就是一种观念（编按：美国流行着一种看法，即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其载体就是美国的大众民主制度）。
对施密特来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一观点都导致了灾难。在国内方面，由于自由主义者的“人民”概念是非排他性（non-exclusive）的，它因此也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我们”可以包括任何人，那么谁才是我们？施密特认为，这一思维方式导致自由国家很容易被内部的私人利益集团和外部的外国势力所绑架，而特朗普就是以此说法作为其选战的核心论述。
施密特对自由派外交政策的批判就是基于同样的分析。坚守非排他性和基于权利的信条，促使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只因这些国家的政策不符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另外，当自由派介入国际军事冲突时，他们的世界观会造成全面和持久的战争。这是因为对抽象规范的坚持，促使他们不仅仅将反对者当作竞争对手，也视为“绝对的敌人”。与可以达成临时协定的“真正敌人”不同，绝对的敌人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被摧毁或转化，例如，通过特朗普强烈反对的“国家建设”方式来实现。
施密特提出了基于土地原则的政治认同理论，以替代规范性和普遍性。在政治生涯开始前的事业中，特朗普就对这一原则信服不已。
对施密特来说，当一群人认识到他们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并认为值得用生命来捍卫它时，政治共同体就形成了。这种主权的文化基础，归根结底，是源于一个民族所居住的独特地理位置，比如，内陆国家的民族是内向的，沿海国家的民族则是外向的。
这里所涉及的，是关于国家认同与法律的关系的对立立场。按照施密特的理论，共同体的“诺莫斯”（nomos，即从地理环境中产生的自我意识）是其法律的哲学前提。相比之下，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国家的定义首先取决于它的法律承诺（legal commitments）。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就显示了施密特观点在国内外事务的政策影响。
最明显的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在美国南部国境筑墙的热衷，体现了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特朗普的顾问如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巧妙地将筑墙描述为由“爱”驱动的政策，其所爱者，是明显以空间来界定的美国政治共同体。
其结果是，在布鲁塞尔和赫尔辛基，特朗普的施密特式政治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美国传统盟友和敌人的行为上。施密特鼓吹普及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全球秩序：大国划定地理上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即“大空间”（Grossraum），由此实现相互尊重。特朗普主张建立的，便是一个规范性多元主义、不干预和讨价还价的国际秩序。
根据这一反自由主义观点，没有理由认为俄罗斯是绝对的敌人，并有充分的理由破坏国际机构，摆脱美国的传统盟友。对反自由主义者来说，如今，和平的真正敌人是那些试图对主权施加外部限制，并以规范而非领土和文化的方式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反，和平的朋友必须是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够在国境之内建立政治霸权，并维护一个由重要主权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
当特朗普与普京并肩而立，力挺后者而不是美国情报机构时，他的行为是施密特思想的必然结果。这些思想将在特朗普下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与我们同在。
（作者Mark S. Weiner即将出任富布赖特—乌普萨拉大学2018年—2019年美国研究的特聘讲座教授。他是尼斯卡宁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
英文原题：Trump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Order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