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发展中国家非银行借款人的信贷增加了一倍多（截至2017年底已达3.7万亿美元），古巴的经历应当让人们引以为戒。但是，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有另一个复杂因素：全球金融已越来越多地被一种不透明且带有偏见的“北京共识”所支配，而不是提倡透明度和遵守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国民经济体，也是全球新兴市场的主要信贷供应国，填补了西方债权国撤出后所留下的缺口。上述贷款的条款非常含糊，以至于只有中国掌握未偿还贷款的数量、期限和成本的信息。这些贷款是在双边基础上发放的，通常是出于政治或战略原因。因此，评估债务可持续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许多国家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超过45%的低收入国家面临或已陷入债务困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也指出，获中国选为参与其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许多国家，都是世界上财政不安全的国家。
各国无须任由像中国这样的主要贷款国摆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世界公共资产的价值至少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各国不应像今天大多数政府那样忽视这些资产，而应当利用它们来创造价值。
大多数政府拥有机场、港口、地铁系统和公共设施，更不用说持有比人们通常意识到的还要多的房地产。例如，波士顿的财务报表显示，该市的净资产为负数。但波士顿的房地产资产总额，实际上是其账面价值的近40倍，因为它们是按历史成本列报。换句话说，这座城市拥有庞大的隐藏财富。
这并非波士顿独有的现象。公共房地产的价值通常是特定辖区GDP的100%左右，相当于房地产市场总价值的四分之一。许多政府对此毫无所知，这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
有了专业和政治独立的管理，可以合理地假设，一个城市能从其商业资产中赚取3%的收益。这笔收入将比波士顿目前的资本计划高出许多倍。事实上，对许多经济体来说，公共资产的专业管理，每年可以产生比公司税更多的收入，从而大大增加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额。
这种方法已经在新加坡和香港等亚洲城市得到证明。这些城市一度与今天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一样贫穷，当然也远不如过去的哈瓦那那么富裕。不要忘记，当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它并不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地方。事实上，它比今天的大多数城市更危险，风险更大。
当时，几乎没有人指望新加坡能生存下来，更别说繁荣昌盛了。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就经常被引述他早在1957年说过，新加坡可能独立的想法“在政治、经济和地理上都是荒谬的”。
然而，它还是成功地实现了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将资产组合纳入公共财富基金，让专业经理负责管理公共商业资产，以释放其公共财富的非正统决策。
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由新加坡政府成立的控股公司，它们适当地采用私人领域的治理工具来资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作为新加坡的住房基金，建屋发展局就为这个城市国家近80%的人民提供了公共住房。
同样，在1990年代，经济低迷和高失业率促使哥本哈根的领导人发挥创造力，将城市旧港区，以及城郊的前军事驻地纳入一个由专业人士管理的公共财富基金中。除了将这个城市的港区改造成一个非常理想的居住地区外，该基金还使政府能够建立一个运输系统，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动用到税收。
香港也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财政限制，它找到了一种不用一分税收，就能建造一个规模相当于纽约市的地铁和铁路系统的方法：它开发了毗邻车站的房地产。
毫无疑问，依赖外部资本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尤其是当这些资本可以迅速逃离时，古巴便体会到这个严酷的事实。但是，利用现有的公共资产却可以强化政府财政、提高债务可持续性、提升信用可靠程度，并促进长期经济发展。各国政府应当采取这种做法，而不应该等到危机爆发才这么做。
（作者Dag Detter是瑞典工业部前主管，合著有《城市公共财富：如何释放隐藏资产以促进增长和繁荣》（The Public Wealth of Cities: How to Unlock Hidden Assets to Boost Gth and Prospe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