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经营，电力站已从一间艺术陋屋发展成标志性的艺术庙堂……
4月7日晚，我在史丹福艺术中心内的黑箱剧场，出席了室内华乐团鼎艺团所主办的一场很特别的音乐“对话”。
它通过一位华族与一位马来族打击乐高手的同台交融与比拼演出，呈现了新加坡不同种族的音乐，可以和谐地相互跨越现象。
相对于华乐演奏者刘峰华表演时的内敛，马来打击乐手里端（Riduan Zalani）演奏时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丰富，很有印尼峇厘岛音乐加美兰（gamelan）演奏者生动活泼的风采；热带音乐本就是本地马来音乐的血液。
华族与马来族的打击乐“和而不同”，马来手鼓落入刘峰华手中，节奏起落有致，不失其马来鼓乐的韵味。原来他曾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下，到土耳其学习中东打击乐的演奏技巧。
中国戏曲乐队的花盆鼓，是具传统色彩的华族打击乐器，里端与刘峰华的花盆鼓对打，快慢配合无间，默契到家，就像是合作多年的两个团友。这种相互模仿相互配搭，达到两种异族的音乐交流。
两人只排练了一个月时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归功于他们各自的实力。
刘峰华曾获中国政府奖学金和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奖学金，毕业于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里端在2013年获新加坡青年奖和亚细安青年奖，2015年获青年艺术家奖。
两位杰出的青年演奏家，在打击乐的领域找到了共通点，都是从各自的传统音乐出发，表现出现代音乐的灵感与脉动。
里端的马来手鼓与多种打击乐器的编排富有创意，参杂了西方流行乐中击鼓的形式，不纯粹是马来鼓风格。
本地华乐也在曲目和表演形式融入更多异族色彩，反映出华族文化自古以来便具有的包容性。
今天的华族乐器大多是在隋唐时期，由北方和西域异族传入，唐朝中期以后，“胡乐”被吸收入中国固有音乐里，胡乐与中土音乐已没有太大区别。今天我们听到1500年前的“化外之音”，已很自然地认同为华族的民族音乐。
所谓的“黑箱剧场”，没有华丽的布置，只是一个黑色演出空间，把观众与演出者的距离拉近，进行一种心灵的交流。它已成了孕育表演艺术者的空间的代名词。
新加坡另一个著名的黑箱剧场，在电力站艺术中心内。电力站是建筑物的前身和名字，也是新加坡首个民间艺术中心的发祥地。它的成立还比艺理会早了一年。
上个月艺理会宣布，阿美尼亚街45号的电力站将在今年7月进行大翻新，在那里常驻为家的电力站艺术中心须要暂时撤出，两年后可以再申请成为租户，但不是像过去30年那样，在艺理会的大幅津贴下“包租”下来。电力站艺术中心董事因此宣布解散，艺术界一时之间议论纷纷，艺理会似乎成了“众矢之的”。
这也难怪。
作为新加坡第一个独立的现代艺术中心，“电力站”从1990年开放以来，已为98位合作艺术工作者和驻场艺术工作者提供场地，培养了10位“总统青年艺术奖”和20位“青年艺术奖”得主。
“电力站艺术中心”由已故戏剧先驱郭宝崑向政府力争发起，并担任首个艺术顾问。多年的经营，电力站已从一间艺术陋屋，发展成标志性的艺术庙堂。它今后的命运受到广泛关注，显示艺术界对它的深厚情感。
纵观新加坡过去30年来，通过艺理会的推动，本地艺术发展已经不缺乏空间与场地。如2017年开幕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艺术团体合办展出和演出，成为常态。此外，还有三个艺术团体，包括南华儒剧社长驻其间。
作为一个艺术中心的建筑，电力站并未完成历史使命，两年的翻新维修之后，它仍将继续为艺术“发电”，对原来唯一的租户“电力站艺术中心”是另一个发展契机，而不是发展的终结。
2019年，艺理会推出了“新加坡艺术总蓝图”，让艺术团体可共享资源与空间。孵化、培育多元艺术人才的新一代“电力站”，事实上已在打造中。
早在2011年，艺理会便调整政策，一方面把租金津贴从90%降至80%；另一方面，则把租约分三年更新，可达9年。但电力站过去10年仍在旧的租金制度下运作，不受影响。
史丹福艺术中心翻新之前，是实践剧场和另一印度舞蹈团体的空间，翻新期间他们都得另寻场地，如实践剧场已在滑铁卢街找到新家。
电力站作为一个培育新秀团体的艺术空间，运作方式随着翻新计划而改变，其实也是配合艺理会行之10年的政策。电力站艺术中心是否就此告别艺术界，也许还存在变数。
艺理会通过属下公司“艺苑”（Art Housing Limited）管理它辖下的艺术中心，培育艺术界新苗和支持已成熟的团体是其两大重点。因此，空间的分配如何取得平衡，对艺理会是个严峻挑战。
从电力站艺术中心到鼎艺团和湘灵音乐社，都有特定的观众群，年龄层也不一样，帮助它们成长，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不可少，但最大动力还是来自社会的支持。
已经进驻了鼎艺团、湘灵、印度舞团和马来现代舞团的史丹福艺术中心，逐渐成为滑铁卢街上的艺术坐标。
艺术中心与艺术团体扮演的孕育艺术人才的角色，不受时代的限制。它们可结合现代与传统，共同打造更多文化庙堂。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