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短短一个多星期内，法德两国不久前竟连续发生五六起恶性袭击事件，如此频仍，前所未有。在这些事件中，凶手作案的动机和背景各有不同：有的属于蓄谋已久协作作案，有的则是单枪匹马铤而走险；有的具有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背景，有的则是忧郁病患者无法兼容于社会后的疯狂之举。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移民或难民背景。
同样令笔者感到不安的是，慕尼黑惨案发生后，警方在初步调查后召开的第一次记者会上，首先声明的是凶手与难民无关，其次是与恐怖组织无关。在另一起案件中，官方虽然无法否认凶手的难民身份，但也硬要为总理默克尔去年夏天以来的难民政策解套，强调该难民早在两年前就已来到德国。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官方的神经已相当脆弱，唯恐人们把这些事件与德国政府一年来的“我们能办到”的难民政策挂钩；第二，默克尔的政治正确不容撼动，维护政府及其领袖的威信成为各级官员义不容辞的当务之急。
关于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笔者之前已有文章发表，在这次暂不再评。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当下恐怖主义的“超限战”特性。
“超限战”就是不折手段
上世纪最后一年，一本指导如何以弱胜强的“神书”横空出世：《超限战》。作者乔良和王湘穗当时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校官。他们提出的这个“新”概念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可以统统被打破。
他们认为，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甚至包括太空等多重疆域。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战争早已不止于由武器来决定了，比如殖民化、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宗教侵略等许多方法，都可以不使用武器而颠覆和吞并敌对的一方。
在这个背景之下，“泛疆域观”因运而生。与此相应也就产生了一种把传统的领土疆域概念提升为国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观”和“大战略观”。
笔者此前之所以在新战略的“新”字上加引号，因为这种超越狭义军事手段的策略古今中外均有之。《孙子兵法》早已指出：“不战（不使用武器或减少伤亡〕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个永远的战争原则，但如何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这些战争原则要说的意思是：诉诸武力的战争，本来就是相对原始和低级的行动，所以要“兵不厌诈”，要蹈光养晦，对敌人要搞“远而示之近”的外交。只不过《超限战》一书对“超限”这方面作出了几乎没有底线的定义，加上现代化提供的各种可能，“超限”变得更加名副其实了。
《超限战》问世的背景是美国在越战后发动的两次军事行动：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年至1991年）和科索沃战争（1996年至1999年）。作者发现中国在相当时间内难以超越美国的现代作战能力，于是结合网络攻击手段、亚洲金融风暴（1997年至1998年）给人带来的启示以及国际宗教极端主义的泛滥，承袭毛泽东游击军事思想的传统，提出了对未来战争和战法的设想。这个设想涵盖军事战、贸易战、恐怖战、生态战、网络战等不同战争领域。换而言之，面对强者，弱者若要求生，或要以弱克强，就可以不折手段，不按常规出牌，不受强者所定规矩之束缚。通俗地说就是：目标最神圣，手段无所谓。
《超限战》对当下的国际恐怖主义是否产生直接的影响，笔者不得而知，但该书出版后两年，“基地组织”用最普通的民航工具成功实施了对美国本土的袭击，让山姆大叔在“珍珠港事件”后再次体验到在自己家园遭人攻击的滋味，也应验了“再强的对手也有软肋”之说。《华盛顿邮报》称本书为四十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兵书；西点军校将其定为推荐读物；意大利步军总监米尼上将称其为当代军事名著。
播种仇恨必将收获仇恨
纵观当下令西方世界谈虎色变的形形色色的恐怖袭击，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其实已经基本具备《超限战》的特质：每一个难民、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每一种工具都可能被用以实施袭击。笔者并非怀疑所有难民都是恐怖分子，但现代反恐手段很难有效地对他们的身份进行准确甄别，这就容易给人造成谁都有可能是恐怖分子，以及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印象。
与传统恐怖袭击略有不同的是，现代版的恐怖主义专以无辜平民为袭击目标。这种从无到有，无中生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恐怖方式令西方世界防不胜防，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应对这种袭击方式的威胁时，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束手无策。除了在中东地区加强军事打击之外，国内反恐措施时常受到司法的掣肘，而政治正确又使公众对真相的知情权大打折扣。百姓除了告诫自己在外少凑热闹之外，似乎别无其他提高安全感的办法。
但是，正如任何强者都有自己的软肋一样，实施超限战的国际恐怖主义同样有着“致命伤”，而这个致命伤正在于超限战“以国（教）为本，以人为器”这个核心思想本身。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或宗教信仰，可以漠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存在，把所谓的“正义”、“教义”和“自卫”建筑在仇恨、排他、极端和非人道的基础之上。这与文明发展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因此，“超限战”从长远来看终将失去民意基础。谁播种仇恨，谁就会收获仇恨。
众所周知，人类有史以来，无论是野蛮抗拒文明的斗争、政治势力之间以及宗教各派之间的斗争、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还是弱势群体反抗强权政治的斗争、弱小民族报复大国欺凌的斗争，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不择手段的，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这个意思。
在战场上屠杀战俘，使用生化武器，在敌国后方展开谍报和暗杀破坏等恐怖活动，是非常普遍的战争行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才开始建立相对文明的秩序，对战争行为进行规范约束，不少国际协议相继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限战”理论是对全球文明以及和平努力的一种反动，它很容易被极端分子效法，成为反人类反文明的“杀手锏”。
当然，西方国家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殖民历史给许多地区人民造成的创伤。实际上，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冲突热点均为西方殖民时期留下的后遗症，西方的文明和发达其实是沾满血腥的。因此，西方诸国并没有资格在世界面前以文明者自居。“超限战”概念之所以产生，其本身就与强国过去和现在的霸权行径有关。在这方面，美俄两国难辞其责。
又见“义和团”
强者的民族主义天生就带着傲慢与偏见，最后容易走向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西方诸国对其余世界表现出来的统治欲和优越感为“强者民族主义”提供了最好的例证。这方面，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可以说尝遍了苦头。
弱者的民族主义则表现得尤为极端和敏感，最后容易陷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泥沼之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上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面对强权和异族的入侵（其实更多的是对外来宗教文化的不适），导致平民感到传统价值受到威胁，加上文化中的愚昧成份以及统治阶层的鼓动和支持，一场带有极大破坏性的恐怖和极端草根运动席卷数省，最后导致更大规模的列强入侵。
现在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名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划等号，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趋势。中国军方一位鹰派人物就认为：“中国只有爱国主义，不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又如何解释最近发生的围堵肯德基和砸苹果牌手机的行为呢？吃肯德基就是汉奸，砸苹果牌手机就是爱国，把呼吁理性爱国的人指骂为汉奸叛徒，这难道还算不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如果有人把“义和团”这个虚弱加愚昧的混合怪物美化为“反抗西方残酷压迫和被迫救亡自保”的群众运动，我们就不用奇怪为何“庚子之乱”一百多年之后，在中国依然能看到“义和团”在四处摇旗呐喊。
笔者认为，当下对文明的最大挑战正是来自以“超限战”为手段的恐怖主义和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